曾文正公全集今注新诠 第79章 曾文正公文集卷二（一）

曾文正公文集卷二

君子慎独论

曾有人说，独处这件事，君子与小人都要面对。小人因为独处而生出虚妄的念头，妄念积累便放纵无度，于是做出欺人之事。君子则因独处而心存敬畏，生发诚实的念头，诚念积累便愈发谨慎，从而在自我修养上日益精进。两者在独处时的细微差别，值得深入探讨。

《大学》从格物致知之后，前人的言行既可作为扩充知识的资粮，日常琐事也能加深阅历体验。当心与事相接时，已能明辨公私之分；当心与理相合时，又足以精研得失之辨。于是哪些善事应当践行，哪些恶行应当戒除，早已了然于心，洞若观火。

而那些小人，却不能真正践行自己的认知。面对善事时，侥幸以为无人察觉，便犹豫不决；面对恶行时，庆幸无人监视，便去除不力。独处之时，虚伪之情自然显露，这就是自欺。唯有君子，唯恐行善不够尽力，在冥冥中败坏德行；唯恐除恶不够彻底，让恶念如细流不绝。即使在无人知晓的屋角也敬畏如对上天，方寸之心坚如金石。在独处之时，更是慎之又慎。这是圣贤经典的宗旨，也是后世贤人着力探究的道理。

自从世俗儒者将格物致知视为向外求索，而专注于分辨善恶，慎独的真义便隐晦不明。又因世俗儒者把独处时的本心仅看作内省，反而忽略了在具体事物中体认天理，慎独的要旨就更加模糊。关键在于，明辨应当先于诚心，若不格物致知，慎独也会失当。心必须依托实际事物，若脱离具体实践，独处时的操守也将丧失。这是修养德行的根本方法，不可不辨明。

社会风气的淳厚与浇薄从何而来？不过源于少数人的思想导向罢了。世间百姓，平庸怯懦者比比皆是。倘若出现一两位贤明睿智之人，众人便会尊奉他们并听从指引，其中尤为杰出者更能引领更多民众。这一二人若心向道义，众人便追随他们共赴正义；若这一二人心向私利，众人便随之一同追逐利益。众人所趋从的方向，便是大势所趋，纵有强大力量也难以违逆。所以说：“摇撼万物的力量没有比风更迅猛的。”风俗对人心的影响，起初细微难察，最终却形成不可抗拒的洪流。

古代圣王治理天下时，使贤能之士都身居要职，他们教化民众皆以道义为本，因此道德统一而风俗纯正。世道教化衰微后，那些能引领风气的贤者未必都身居高位，他们心中的志向，必然通过言论传播，形成舆论风气。而普通民众势必受其影响，逐渐演变为社会风尚。于是志同道合者聚集，一个时代的人才由此涌现。倡导仁义的人，其追随者也会为仁义献身而不顾其他；鼓吹功利的人，其追随者也会为功利至死不回头。

水向低湿处流，火往干燥处烧，万物相互感应，这是自古以来的规律。如今那些身居高位的君子，却动辄说：“天下没有人才。”他们占据显要位置，却不能用自己的志向去改变风气、培养造就人才，反而推诿说“没有人才”。这能说是实话吗？显然不是。即使只有十户人家的小地方，若有崇尚道义的人，其智慧足以影响十人，就一定能选拔十人中的佼佼者加以培养；其智慧足以影响百人，就一定能选拔百人中的杰出者加以造就。

由此可见，改变社会风气、培养人才的责任，并非只属于身居高位者。但凡有一官半职之人，都应当共同承担这份责任。治理国家者若采纳我的主张，就会谨慎选择共同执政的官员；士大夫若接受我的观点，就会战战兢兢地端正自己的志向，唯恐稍有不当而败坏风气、埋没人才。若能依此而行，数十年后或许能收到成效，这虽非我所能预见，但确是应当努力的方向。

唐镜海先生七十生日同人寄怀诗序

善化人唐太常先生于道光丙午年辞官归乡。次年正值七十寿辰，五月七日是其诞辰。六安人吴廷栋君率先作寄怀诗，略取《诗经》中“戬榖俾臧”的祝颂之意。随后师宗人窦垿君及其他几位相继赋诗，共得诗若干首，内容多是感慨难得常相见，并颂扬长者多福。唐先生的外甥黄兆麟与其弟黄倬，嘱托我为此诗集作序。

我常观察古代的君子，那些承载道德、肩负道义的人，必定有人引导提携，后来者才能循阶而上；必定有人辅助支持，先行者才能托付传承。水流没有后续就难以延续，人没有继承就无法传承。就像桐乡张考夫先生兴起时，有凌渝安、何商隐、沈石长等人追随辅佐；太仓陆道威先生崛起时，有盛圣传、陈确庵、江药园等人共同扶持。

这两位先生追求的道义，可谓极其孤寂；而追随他们的诸位学子，在清贫简朴的环境中相随，几乎隐于世外而不求闻达，他们各自都怀抱志向。唐先生奉召入京担任太常卿时，于道光庚子年在内城西南角租屋居住，将厅堂的四分之一辟为书房，进深仅周尺一步，宽不过半步。从我前去拜访开始，有时一月一次，有时两三次，每次必见先生手持书卷，正襟危坐其中。其他访客所见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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