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刘霞仙 咸丰三年十一月初一日
对于璞山招募兵勇一事,我心中一直挂念。之前为了赶赴湖北救援,仓促成军尚可理解;如今要东进讨伐贼寇,就必须精简训练、慎重出兵。若只是未经训练的士卒和粗劣的兵器,哪里没有呢?何必特意到湖南来寻求?这就像辽东人自夸的白猪,终究不过是灞上儿戏般的军队罢了。因此这次出兵必须精选兵员,必须长期训练,这是无论智者愚者都明白的道理。以您和璞山的贤明,难道反而不懂吗?选拔贵在精干,那么璞山新招募的士卒中,可淘汰的必定不少;训练贵在持久,那么军队出发前与开拔后,所需口粮都必须尽早筹划。
眼下江达川新招募的一千人,我打算先派往安徽,以解岷樵的燃眉之急。其余五千人,今年冬天需要准备两个月的驻守粮饷,明年春天则需两个月的行军粮饷。计算这些开支,确实花费巨大,只能精选编成十个营,连同长夫共计五千人,或许可以勉强维持。因此我日前回复中丞的信中,已将各营兵勇的员额通盘核算。璞山麾下新旧兵勇,最多只能保留四个营。现将原信抄送您与璞山阅览,便可了解具体情形。
湘勇的优点有二:一是性情较为驯顺,能够用道理劝导、用情感维系;二是众人能同心协力、彼此照应,不愿轻易抛下同伴。其缺点也有二:一是思乡情切,缺乏长期征战之志;二是体质单薄脆弱,不堪承受劳苦,容易多发疾病。从这四点来看,大致在本省剿捕土匪尚属得力,若赴江南抵御粤寇则显胆怯。待朱石樵归来,定会带来切实的见地与中肯的评判。
训练兵勇的精要,在于营官必须日夜尽责,才能逐渐达到娴熟境地,如同母鸡孵蛋,火炉炼丹,不可有片刻分离。先前曾与璞山当面商议,每营必须配备文武兼备的营官,方能妥善处理各项事务,不知璞山现已寻得几位贤才,是否真能胜任此职?我对此极为挂虑。今年援救江西的军事行动,因未能详加遴选营官,至今仍深感悔憾。望您与璞山速将四营统领的营官人选及帮办人员名单,即刻飞函示知,此事至关重要!
复林秀山 咸丰三年十一月初一日
收到您的书信以及地图与练兵论述,藉此得知诸多要务。地图之精准当以康熙内府图为最,其方位测算与弧度勾勒,皆由钦天监官员亲赴各地,依据天文度数丈量地面距离而制。乾隆内府图在此基础上扩充延展,亦颇为精密周详,此图实出自齐次风宗伯之手。近时阳湖董方正孝廉参照上述两版图册,整合修订为新本,经李申耆先生刊印流传,坊间所传诸本无有胜于此者。洪稚存太史所制地图,纸质幅面过于狭窄,考据亦显粗疏,即便出现东西方位错置亦在所难免,断不可倚作行军指南之用。
团练必须联合数个州县通力协作共同兴办,您的见解确实颇有道理。然而乡间孱弱之民,太平无事时便欢喜聚众习练武艺;一旦有事则惊慌四顾如鸟兽散。非但不能抵挡粤寇,即便有土匪猝然起事,恐怕也难以驱除。必须要有精明干练的州县官员,配合公正有声望的乡绅,选择富庶之地,苦心经营推行,或可有所成效。但何处能寻得如此众多贤能官吏,城城相望,县县相连,都足以担当此任呢?法规制度岂能单独依靠?终究还是要看执行之人啊。
三叠枪阵法与撒星阵法,皆源自李穆堂侍郎。这两类阵法本是对敌作战的良法,但若操练不够纯熟,临阵对敌时仍不免陷入散乱境地。古人传下的阵法可用的很多,关键在于平日勤加演练形成习惯,临战时不至于全然遗忘丢弃,如此方能真正发挥其效用。
此前湖北武昌军情紧急,圣旨命我率领兵勇前往增援。后因敌船顺江东窜,武昌解除戒严,无需再行赴援,此事已专折奏明朝廷。只是思虑当今天下纷乱,盗匪多如牛毛,江宁、镇江、安庆三城未能收复,实为心腹大患。即便北方各省局势平定,三城得以克复,然贼寇四散流窜,亦将演变为流寇态势。现今大营调遣之兵勇,东抽一百,西拨五十;士卒与士卒互不熟识,将领与将领心存芥蒂;彼营溃败奔逃,此营坐视不救;此营欲整军进发,彼营竟按兵不动。如此离心离德,断难剿灭强敌而成就大功。
我的计划是招募六千兵勇,苦心操练成一支精锐部队,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出师征战。对于统兵将领,一律选用我辈中热血忠贞之士,既具忠义气节,又熟谙兵法谋略之人,方与之共谋大业。正打算专程致函密商于阁下,恰逢阁下专使到来,竟与我的想法完全吻合。这般契合如同磁石引针,好似有天意相助。其中机缘之妙,实在难以用言语尽述。
兵器若不锋利,便无法斩断物体;羽翼未丰,便不能展翅高飞。倘若仓促出征,便如同辽东那头自以为稀罕的白猪,又似灞上那支视同儿戏的军队,只会贻笑大方。必须训练出百战精兵,制备十分坚利的器械,历经数年转战而不堕士气,方可将部队拉出去经受实战考验。望阁下在此两月内日夜操练,深入研究练兵造械之法,待腊月底我具折奏调诸将来省,明春初即可整军东征。所有应办事项另列清单,请斟酌施行。若有不当之处,再以书信商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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