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正公全集今注新诠 第119章 求阙斋读书录卷三（二）

《魏其武安侯列传》。

武安侯田蚡权势鼎盛之时，即便是魏其侯窦婴这般尊贵的外戚且立有功劳，也对他无可奈何；灌夫如此强横刚猛、意气骄盛，也对他无可奈何；朝中大臣如内史等心内非议，也对他无可奈何；就连皇帝内心并不赞许他，也依然对他无可奈何。司马迁深恶痛绝那种足以颠倒是非的权势利禄，所以叙述这段往事时笔触如此沉痛。前文提到灌夫也掌握着武安侯的隐秘之事。后文又说灌夫被囚禁，于是未能告发武安侯的阴私。直到篇末才写出淮南王赠送金银财物一事，这正如画龙点睛之法，在即将收尾时点出最关键的一笔。

《韩长孺列传》。

壶遂、田仁都与司马迁交情深厚，所以叙述梁国、赵国诸位大臣的事迹多显得亲切有味。

《李将军列传》。

起初，李广的堂弟李蔡官运亨通，这里点明正是李广未能封侯的缘故。十几行文字中专写李广命运多舛，已让读者为之扼腕叹息。紧接着叙述他随卫青出击匈奴却被调往东道以致迷路误期之事，更觉悲壮之情淋漓酣畅。倘若将随卫青出塞之事置于前文叙述，而将堂弟李蔡这段议论放在后面，便失去了这般沉郁雄浑的笔力。由此可知，叙述次序的先后安排、材料剪裁的详略取舍，实为文章家最为紧要的法则。

《匈奴列传》赞：“孔氏着《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

司马迁叙述汉武帝时期的事情，故意写得不详尽不切实，所以在这篇赞语的开头就引用这几句话来说明缘由。

《卫将军骠骑列传》。

卫青与霍去病的合传，文章笔法实则偏向卫青而贬抑霍去病；正如魏其侯与武安侯的合传，实际偏袒窦婴而贬低田蚡。叙述卫青封侯之事，字里行间已暗含讽刺之意。写到霍去病时，讽刺的意味更加深刻。句子里藏着筋骨，字眼中透着锋芒。由此可知，文章必须带有一种峻急不平的气势，才能称得上佳作。

《平津侯主父列传》。

公孙弘本是贤良的丞相，然而太史公却屡次非难讽刺他。这是因为司马迁内心偏爱汲黯与董仲舒，既然衷心钦佩他们，连郭解、主父偃这类人物也深为赞许，便不能不厌恶公孙弘了。

《南越尉陀列传》：“自尉佗初王，后五世九十三岁而国亡焉。”

五代传国九十三年，南越必然有清明的政治。赵光、赵定、居翁等人归附汉朝，本应有具体事迹可载。但这些都省略不写，这是将他人会详述的内容从略处理。而对太后的**行为，宴饮时的座次安排，却写得细致入微，这是将他人会略写的内容详加记载。由此可知，记叙类的文章，应当讲究剪裁取舍的方法。

《东越列传》。

庄助调动郡**队，不采纳田蚡意见，杨仆、韩说等人分三路进军，以及居股、多军等人受封侯爵，这些史实都足以彰显汉武帝的英明气度与非凡才略，只是没有在篇末的赞语中特意点明而已。

《朝鲜列传》。

事件头绪繁多，但叙述次序清楚明白，这正是柳宗元所称赞的司马迁文笔简洁的特点。

《西南夷列传》。

平定西南夷和南夷两地，设置七个郡，叙述其开发先后顺序，最为清晰有条理。

《司马相如列传》。

赞。

《汉书》原文在“春秋”二字之前有“司马迁称”四个字，大概从“春秋推见至隐”一句开始，到“风谏”一句为止，这分明是司马迁的言论。而从“靡丽之赋”一句开始，到“不已亏乎”为止，则是扬雄的言论。后世的人错误地将《汉书》的论赞部分混杂进了《史记》正文里，如果认为太史公会引用扬雄的话，那么文意就解释不通了。

《淮南衡山列传》。

伍被既已谋划迁徙百姓到朔方，以此来使百姓怨恨朝廷。又建议兴办诏狱逮捕诸侯国的太子和宠臣，以此来使诸侯怨恨朝廷。那么他替淮南王策划反叛的计算，也称得上十分深远周密了。在此之前他那些称引汉朝美政的雅正言辞，恐怕不能全都相信。太史公一向厌恶丞相公孙弘和廷尉张汤，所以有意为伍被开脱罪名，或许在叙述中不无夸大修饰的成分。

《循吏列传》。

所谓循吏，不过是能确立法度、贯彻政令，懂得抓住根本大局而已。后世所称道的循吏，却只推崇仁慈宽厚，甚至将那些仅有些许小恩小惠之人当作循吏，这与太史公写作此传的本意实不相合。

《汲郑列传》。

《汲黯传》中处处将公孙弘、张汤与汲黯相互对照评论，这正体现了太史公平生好恶之所系。景帝、武帝时期的人才评价，可以以此传作为重要线索。

《儒林列传》。

太史公最不满意公孙宏，多次对他进行讽刺。此篇收录公孙宏那些写入教育考核政令的奏疏，便写道：“我读到这项政令，总不禁放下书册叹息”；写到辕固生，则说“公孙宏畏惧地斜视辕固”；写到董仲舒，则说“公孙宏迎合世俗而执掌大权”；写到胡母生，则说“公孙宏也多少受业于他”。大抵当时凭借经术做到卿相高位的，只有公孙宏一人，太史公既轻视他的学问，又鄙夷他的品行，所以个人不平之气时时在笔端流露出来。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