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织凛华没有直接现身。
她知道,在一个将死亡奉为圭臬的国度里,任何外来者的说教都会被视作亵渎。
她需要一个更隐蔽、更自然的方式,让新信仰如藤蔓般悄然缠上旧神的祭坛。
她回想起前世地球上佛教的轮回观——生死非终局,而是流转;亡者非寂灭,而是转生。
这一套理论,恰好能与这个国度的现实无缝嵌合。
他们本就日日与尸体打交道,熟悉死亡的每一个细节。
若告诉他们,死亡并非终点,而是通往下一世的门槛,他们不会觉得荒谬,反而会觉得“理应如此”。
于是,她开始编织“轮回教”。
教义的核心很简单:一切亡者皆未真正消逝,其魂灵将依生前行为,转入六道之一,重新获得形体,继续修行或受报。
而驱使死灵,并非亵渎,反而是“助其完成尘世未竟之责”,是积攒功德、助其顺利转生的重要仪式。
死灵若能勤勉劳作,不生怨念,便能在轮回中得善果;若暴戾反抗,则堕入更低劣的形态,永世不得超脱。
这套说法,既保留了他们现有的社会结构,又赋予其全新的意义。
死灵不再是工具,而是“正在修行的亡者”;驱使者不再是奴役者,而是“引路的功德主”。
整个国度的运作逻辑未变,但精神内核已被悄然置换。
时织凛华没有创造神像,也没有设立教主。
她让“轮回教”以口传经文、梦中启示、古卷残页的形式悄然渗入。
她在边境村落的枯井底部,留下刻有轮回图的骨片;在商旅必经的驿站墙壁上,用灰烬写下简短偈语;在死灵工坊的角落,放置一本看似古老的《转生录》,书页泛黄,字迹模糊,仿佛已流传千年。
起初,无人在意。
直到一位老祭司在整理俘虏尸体时,忽然梦见自己已故的兄长站在光中,说:“我因生前勤勉,已得转生为耕牛,来世可享安宁。”
醒来后,他在工坊角落发现了那本《转生录》。
他翻开,其中一页赫然写着:“助亡者尽责,即助其离苦。”
他将此事告知同僚,很快,更多人开始“梦见”亡者托梦,诉说转生后的境遇。
消息如地下水脉,悄然蔓延。
死灵马车夫开始在驾车前低声念诵:“愿此行助你积德,早登善道。”
农田里的死灵收割者,动作变得更为轻柔,仿佛怕惊扰了谷魂。
战舰上的死灵水手,在风暴中仍保持队列,因他们相信,若能安然返航,来世或可为人。
更关键的是,这套教义开始影响活人。
贵族们不再仅仅将死灵视为工具,而是开始记录每具死灵的“功德”,作为家族祭祀的重要内容。
孩童被教导:“若你今生勤勉,死后可转生为工匠;若懒惰,则沦为无识之骨傀。”
连国王也开始在朝会上引用轮回教义:“我国之强,不在死灵之多,而在亡者皆得善导,轮回有序。”
时织凛华没有现身宣讲,却让整个国度自己“发现”了轮回教。
她只是在关键节点轻轻推了一把——比如让一场瘟疫中死去的俘虏,在梦中集体“托梦”给看守,说他们因被妥善驱使,已转生为林中鹿群;比如让一场暴雨冲刷出埋藏千年的“轮回碑”,碑文恰好与当前教义吻合。
渐渐地,新的仪式开始出现。
每月朔日,人们会为死灵举行“净业礼”——用清水擦拭其关节,诵读《转生录》片段,祈愿其早日超脱。
战死者不再直接投入工坊,而是先举行“引魂仪”,由专人引导其魂灵接受新身份。
甚至有学者开始编纂《六道录》,详细描述转生后的六种形态:人、兽、工、兵、守、寂,并对应不同的行为准则。
死神的祭坛依然矗立,但祭品的意义变了。
过去,人们献上俘虏,是为了取悦死神,彰显对死亡的臣服;如今,他们献上俘虏,是为了“助其开启新轮回”,是出于慈悲与责任。
祷词中不再有“伟大的终焉之主”,而是“愿亡者得渡,轮回有序”。
最微妙的变化发生在语言中。
人们不再说“这具死灵坏了”,而是说“这位亡者功德已满,可入轮回”;
不再说“驱使死灵”,而是说“引导转生者完成尘缘”。
整个国度依旧在驱使死灵,依旧在崇拜死亡,但死亡的内涵已被彻底重构。
死神所代表的“绝对终结”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循环、流动、可被干预的“过渡状态”。
死神不再是唯一的终点,而只是轮回长河中的一段暗流。
而这一切,都源于一个不存在的教义,一本无人署名的经书,一场场看似偶然的梦境。
时织凛华站在远处的山丘上,望着那片灰雾笼罩的土地。
城市依旧运转,死灵依旧劳作,但空气中多了一种奇异的安宁——不是对死亡的恐惧,而是对“下一世”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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