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下旬,芒弄村的梯田一片繁忙景象。
红米进入抽穗扬花期,这是决定产量的关键时期。陈明和刘雨几乎全天泡在田里,指导村民们追施穗肥、防治病虫害。老人们戴着草帽,弯着腰在稻丛间仔细检查,汗水顺着脸上的沟壑往下淌。
与此同时,合作社仓库旁边的空地上,一座简易的钢架棚正在搭建。这是红米深加工车间的雏形——林薇申请的那五十万项目资金已经到位,第一批二十万用于厂房建设和设备采购。
“厂房要符合食品生产标准。”林薇拿着设计图,跟施工队负责人交代,“地面要环氧地坪,墙面要贴瓷砖到顶,排水系统要单独设计。”
负责人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汉子,看着设计图直挠头:“林干部,咱们乡下盖房子,哪讲究这么多……”
“必须讲究。”林薇语气坚决,“这是食品加工车间,卫生是底线。钱不是问题,但标准不能降。”
余庆在旁边听着,没有插话。他知道林薇说得对,但心里那股别扭劲挥之不去——村里的事,越来越依赖林薇的资源和人脉了。
厂房建设的同时,设备采购也在进行。林薇联系了省城一家食品机械厂,对方派了技术员过来考察。技术员在村里转了一圈,皱起眉头:“你们这地方……物流是个大问题。设备运进来难,产品运出去更难。”
“路已经修通了。”林薇说,“虽然弯多坡陡,但货车能进来。”
“能进来和方便进来是两回事。”技术员摇头,“而且你们要做的红米粉、红米酒,需要冷链运输,这里连冷库都没有。”
这话戳中了痛点。会议室里,村干部们面面相觑。
“冷库可以建。”林薇依然冷静,“项目资金里预留了冷链设备款。物流问题,我们可以跟县里的物流公司谈专线合作。”
技术员看了看她,又看了看余庆:“两位领导,我说句实话——以你们村现在的基础条件,做深加工风险很大。设备投入、技术工人、质量控制、市场销路……每一个环节都是坎儿。”
“我们知道是坎儿。”余庆终于开口,“但不过这些坎儿,芒弄村就永远只能卖原料,永远挣辛苦钱。我们想试试。”
技术员沉默片刻,点点头:“行,有决心就好。设备我可以推荐性价比高的,技术我可以培训,但后续的运营,还得靠你们自己。”
设备清单很快定了下来:一台碾米机、一台磨粉机、一套小型酿酒设备、一个十吨的冷库。总价二十八万,超出预算的部分,林薇说可以“再想办法”。
“什么办法?”余庆问。
“市里有科技创新扶持资金,我可以再申请。”林薇说得很轻松,“余书记,你别担心钱的事,我来解决。”
“我不是担心钱。”余庆看着她,“我是担心,村里欠你的越来越多,以后怎么还?”
林薇笑了:“我没要你们还。我做这些,是因为我想做。”
这话说得坦然,但余庆听出了弦外之音——她做这些,是因为他。
压力像山一样压下来。
七月,第一批外出务工人员开始回流。
最先回来的是岩保。这个曾经的“懒汉”,在深圳送了半年外卖,皮肤晒得黝黑,但眼睛里有光了。他拖着行李箱走进村委会时,老岩支书差点没认出来。
“岩保?你……你咋回来了?”
“余书记不是说让成家的人回来种红米吗?”岩保咧开嘴笑,“我媳妇还在电子厂,我先回来。等红米种好了,她再回来。”
跟他一起回来的还有七个人,都是三十到四十岁的中年人,在外面干过建筑、进过工厂、跑过运输。他们带回了外面的见识,也带回了积蓄——最多的攒了五万多,最少的也有两万。
回流人员座谈会上,余庆把红米深加工的计划详细讲了一遍。
“现在种红米,一亩地能挣三千五。等深加工搞起来,做成红米粉、红米酒,附加值能翻一倍甚至两倍。”他看着这些熟悉又陌生的面孔,“但前期投入大,风险也大。大家要想清楚。”
岩保第一个举手:“余书记,我干。我在外面送外卖,一个月能挣七八千,但那是拿命拼——一天跑十四五个小时,风吹日晒雨淋。回来种地虽然挣得少,但踏实,还能顾家。”
有人附和:“是啊,我闺女今年上三年级,我出去这半年,她成绩下滑得厉害。老婆在电话里哭,说管不了孩子。钱是挣了,家快散了。”
但也有人犹豫:“余书记,种地收入不稳定。万一红米卖不出去,或者价格跌了,我们怎么办?打工虽然累,但工资月月发,心里有底。”
这个问题很现实。会议室里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着余庆。
“我不能保证红米价格永远不跌,也不能保证深加工一定成功。”余庆实话实说,“但村里在想办法——建加工厂、做品牌、拓销路,就是在增加抗风险能力。而且,合作社有章程,利润的百分之五留作风险基金,真遇到困难,大家互相帮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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