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毕业后的十五年人生 第154章 留守的根须

芒弄村原本热闹的村道上，青壮年的身影少了大半。合作社的大棚里，只剩下几个五六十岁的老把式，动作慢，但更仔细。互助组的工作间，编织的主力变成了五六十岁的妇女，她们手上忙着活计，嘴里念叨着在外的男人或儿子。

第一批出去的四十七人，去了省城的建筑工地。第二批三十人，跟劳务公司去了长三角的电子厂。第三批还在登记，准备去新疆摘棉花——波罕叔带队，他说自己年轻时去过，认得路。

村委会门口贴了张红纸，上面用工整的毛笔字写着外出人员名单，后面跟着联系电话和务工地点。每天傍晚，都有老人或妇女站在红纸前，手指头颤巍巍地点着某个名字，嘴里念念有词。

余庆把这张红纸拍了照，发在工作群里，附了一句：“在外的人，别忘了家里有人惦记。”

最先回消息的是岩保，发来一张照片：灰蒙蒙的工棚，十几个汉子挤在通铺上，对着镜头咧嘴笑。文字是：“余书记，今天扛了一天水泥，挣了二百六。累，但踏实。”

接着是波岩温的表弟，在电子厂流水线上发来视频：整齐的流水线，统一的工装，年轻人眼睛里带着新奇和疲惫。“余书记，这里管吃住，就是站得腿疼。”

每一条消息，余庆都仔细看，然后回复：“注意安全，按时吃饭，有事打电话。”

他知道，这些离乡的人，把芒弄村的希望背在了肩上。

村里剩下的，是真走不动的人了。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有八十三个，十二岁以下的孩子有四十七个，还有十几个因为身体原因没法外出的。合作社原本三十多个劳动力，现在只剩十一个，还大多是半劳力。

“余书记，这菜……还种吗？”老岩支书看着空了一半的大棚，愁得直叹气。

“种，但不能像以前那样种了。”余庆说。

他把陈明和刘雨叫来开会。两个农科院的研究生驻村一个月了，皮肤晒黑了不少，但眼睛亮晶晶的——他们是真的想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陈明，你上次说，咱们村的红米老品种，还记得吗？”

陈明推了推眼镜：“记得！我做了土壤检测，那片靠山脚的梯田，ph值、有机质含量，都特别适合种红米。而且红米抗逆性强，病虫害少，基本不用化肥农药。”

“产量呢？”

“比杂交稻低，但价格高。”刘雨接过话，“我查了资料，市场上有机红米能卖到十五到二十块一斤。而且咱们这个品种是祖传的，有故事，可以做特色品牌。”

余庆和老岩支书对视一眼：“就种红米。”

转型的决定做得很艰难。合作社开了三次会，留下的老人们意见不一。有人担心：“红米多少年没种过了，万一绝收了怎么办？”有人算账：“种菜一亩地能挣四五千，种红米能挣多少？”

余庆没急着说服。他请陈明和刘雨做了详细的种植方案，又联系了县农业局的老专家，拿到了技术支持承诺。最重要的是，他算了一笔明白账：

“种菜需要化肥、农药、大棚、人工，现在化肥进不来，人工不够用，种不了。红米只要种子、农家肥、除草，这些咱们都有。一亩红米，就算只收三百斤，按十五块一斤算，是四千五百块。扣除成本，净挣三千五。而且——”他顿了顿，“红米种下去，能管一年。咱们这些老人，慢慢干，能干下来。”

这笔账算清楚了，老人们点了头。

九月最后一周，芒弄村的梯田里，出现了一幅久违的画面：老人们弯着腰，在重新修整的田埂间插下一簇簇红米秧苗。秧苗是波罕叔从后山找回来的老种子育的，颜色比普通稻秧深，带着一抹暗红。

余庆也下了田。他脱了鞋袜，卷起裤腿，踩进还有些凉的泥水里。老把式们教他：“余书记，手要轻，根要深，间距要匀。”他学得很认真，但动作笨拙，惹得几个老人直笑。

“笑啥？”老岩支书瞪他们，“余书记拿枪的手，现在来拿秧苗，容易吗？”

“不容易，不容易。”老人们忙说，但笑容还在脸上。

阳光下，一片片红米秧苗在风里轻轻摇晃。陈明拿着仪器在田埂上走，记录着数据。刘雨蹲在水渠边，查看水质。一切都慢了下来，但很扎实。

互助组那边也变了。以前主要做“云之南”的大订单，现在大订单没了，岩甩带着剩下的妇女，改做小件工艺品——手机挂坠、钥匙扣、小摆件。这些东西用料少，工时短，价格便宜，适合在县城的旅游商店和路边摊卖。

岩香把网店重新开了，但只上架这些小件，单价三五十块，走薄利多销的路子。她还联系了镇上和县城的几个小店，把货铺了过去。“虽然挣得少，但细水长流。”小姑娘说这话时，眼睛里有不符合年龄的成熟。

最大的变化，是那辆合作社买的二手小货车。

以前这车主要用来拉菜、拉货。现在，车厢里加装了两排简易座位，铺了棉垫，每天早上七点，准时从村口出发，沿着蜿蜒的山路，把十几个孩子送到镇上的中心小学。下午四点，再去接回来。

开车的任务落在了余庆身上。他早上六点起床，检查车况，七点准时发车。孩子们叽叽喳喳挤上车，喊着“余叔叔早”。他会一个个检查安全带，给忘带午饭的孩子塞个馒头，给衣服单薄的孩子披件外套。

最让他心疼的是玉吨阿婆的孙子小石头。这孩子父母都在外地打工，以前每天要走两个多小时山路去上学，经常迟到。现在坐在车上，总是紧紧抱着书包，眼睛望着窗外，不怎么说话。

“小石头，想爸妈吗？”有一天，余庆问。

孩子点点头，又摇摇头：“奶奶说，爸妈挣钱给我念书，我要好好念。”

余庆摸了摸他的头，没说话。

下午接孩子回来，车直接开到村委会。大食堂已经开伙了——这是老岩支书的主意。他说：“出去的人在外头吃食堂，咱们在家的人也不能亏着嘴！”

食堂很简单，就在村委会旁边的空地上搭了个棚子，砌了灶台。做饭的是村里几个六七十岁的老太太，王婶带头。食材主要是合作社种的菜、自家腌的腊肉、后山采的菌子。每顿两菜一汤，管饱。

第一天开饭，来了三十多个人——主要是老人和孩子。大家端着碗，蹲的蹲，坐的坐，热热闹闹吃饭的场景，让这个冷清了许多的村子，又有了一点生气。

余庆也在这里吃。他端着碗，跟老人们坐在一起，听他们讲村里的老故事，讲谁家儿子在外头寄了钱回来，讲红米秧苗的长势。

吃完饭，孩子们在院子里写作业。余庆和老岩支书、岩甩他们，就搬个小板凳，在一旁看着，谁有不懂的，就教一教。

灯光下，老人的白发，孩子的黑发，混在一起。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和远处山间的虫鸣，交织成一种奇特的安宁。

有一天晚上，小石头作业写到一半，忽然哭了。问他怎么了，他抽抽噎噎地说：“数学题不会做……以前爸爸教我的……”

余庆走过去，蹲在孩子面前：“哪道题？余叔叔看看。”

那是一道三年级的应用题，关于速度和时间。余庆讲得很慢，一遍又一遍，直到孩子眼睛亮起来：“我懂了！”

“真棒。”余庆拍拍他的肩。

那晚送小石头回家，玉吨阿婆站在门口等着。看见孙子，老太太咧开没牙的嘴笑了，拉住余庆的手：“余书记，麻烦你了……我这老不中用的，也教不了孩子……”

“阿婆，您把孙子带得这么好，就是最大的功劳。”余庆说。

从玉吨阿婆家出来，月光很亮。余庆走在村道上，看着两旁黑漆漆的房屋——大多数人家都亮着灯，但屋里只有老人和孩子。

他心里忽然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情绪。

回到村委会，他打开笔记本，写下：

“九月二十八日，晴。村中青壮外出近半，余老弱妇孺。然，红米下田，手工艺改线，食堂开伙，学堂接送——一切皆在运转。慢，但未停。

陈明、刘雨二生，扎根田间，可敬。岩香负重，可赞。老人们弯腰插秧，孩子们灯下苦读——此皆芒弄之脊梁。

吾每日驾车接送孩童，见其笑颜，心稍安。食堂一饭，虽简，却暖。此间种种，非为政绩，乃为本分。

林薇手段尽出，欲断我生路。然其不知，生路不在产业，而在人心。人心聚，则根须深；根须深，则风雨难摧。

夜观星斗，忽有所悟：吾来此，非为摘帽，乃为扎根。帽可摘，根不可移。”

写完，他合上本子，走到窗前。

远处，梯田里的红米秧苗在月光下泛着暗红的光。那是芒弄村的根，是老品种在新时代里的新生。

手机震动，是岩保发来的消息：“余书记，今天发工资了，三千八！我给家里寄了两千，剩下的留着过年回来。家里都好吧？”

余庆回复：“都好。红米长高了，食堂饭菜香，孩子们听话。你在外保重。”

很快又一条：“余书记，告诉小石头，他爸给他买了新书包，过年带回来。”

余庆看着这条消息，眼前浮现出小石头抱着旧书包的样子。他回复：“好。我明天就告诉他。”

窗外，芒弄村的夜晚很静。

但静中有根须在生长，有希望在发芽。

余庆关掉灯，在黑暗中坐了很久。

他想，这就是他要守护的东西。

不是政绩，不是排名，是这些普通人的日子，是他们哪怕在泥泞里也要开出的花。

他想起离开部队时，老班长说的话：“小余，到了地方，记住——军装可以脱，但军人的脊梁不能弯。”

他没弯。

芒弄村的这些人，也没弯。

这就够了。

月光从窗口洒进来，照在桌上的那枚弹壳上，泛着冷冽而坚实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