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的最后一个工作周,堪培拉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干燥而热烈的气息。虽然已是夏至,但联邦宫内的气氛却比任何时候都要冷静。
在那间宽敞的、四壁挂满图表的审计室里,首席经济顾问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教授正站在一张巨大的橡木桌前,手里拿着一支红蓝铅笔,正在对即将提交给总督和议会的《1906年度国家发展报告》进行最后的核定。
在他面前,是一叠叠如同砖头般厚重的统计报表,那是从联邦各个角落——西澳的油田到昆士兰的蔗田,从纽卡斯尔的高炉到墨尔本的证券交易所汇聚而来的数字血液。
“难以置信……”马歇尔的助手,一位年轻的统计学家,在核算完最后一组数据后,摘下眼镜,揉了揉发酸的眼睛,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教授,数据核对无误。但这……这看起来简直像是一个错误。”
“在经济学中,只要逻辑成立,就没有错误,只有奇迹。”马歇尔接过报表,目光扫过那个最终的数字,嘴角勾起了一抹欣慰的弧度,“或者说,这是必然。”
半小时后,这份沉甸甸的报告被送到了亚瑟的书房。
亚瑟并没有坐在办公桌后,而是站在落地窗前,看着窗外那座正在茁壮成长的城市。堪培拉的绿化带已经成型,刚栽种几年的桉树和橡树已经亭亭如盖,掩映着宽阔的柏油马路。
“殿下,这是这一年的成绩单。”马歇尔将报告放在桌上,“我想,您会喜欢的。”
亚瑟走回桌边,翻开了封面。
第一行数据就足够震撼:联邦总人口(含新西兰及海外领地):802万。
“八百万。”亚瑟的手指轻轻划过这个数字,“我记得我们刚来的时候,这片大陆上只有不到三百万人。那时候,这里被称为空荡荡的南方。”
“这得益于战后的移民潮,殿下。”马歇尔解释道,“仅仅今年下半年,就有超过二十万来自欧洲——主要是德国、意大利和爱尔兰的移民涌入。‘新赫布里底条约’的签订和工业博览会的成功,让欧洲人相信这里不仅有黄金,还有未来。再加上新西兰的归附,我们终于跨过了人口的红线。”
亚瑟点了点头,翻到了第二页。这是一张红蓝对比的柱状图。
工业产值占比:54%。农业产值占比:36%。服务及其他:10%。
这是历史性的交叉点。
“这就是我想看到的。”亚瑟的眼中闪过一丝光芒,“这也是我即便得罪了所有的牧场主,也要推行保护主义的原因。从今天起,没人再叫我们骑在羊背上的国家了。我们是坐在蒸汽机上的国家,是握着锻压锤的国家。”
“财政状况呢?”
“盈余,殿下。历史新高的盈余。”马歇尔的声音提高了几分,“得益于石油出口、特种钢材的订单,以及虽然受到限制但依然庞大的对华贸易,联邦财政今年的结余达到了五百万英镑。这意味着,明年的造舰计划和铁路复线工程,我们不需要再发债了。”
亚瑟合上报告,深吸了一口气。
他仿佛能透过这些枯燥的数字,听到这个国家体内那颗正在强劲跳动的工业心脏。那是一种低沉的、有力的、充满了扩张**的轰鸣声。
“这具身体已经长大了,马歇尔。”亚瑟看着窗外的夕阳,低声说道,“甚至,比我想象的还要快。但它还需要更广阔的空间,也需要……更硬的骨头。”
新南威尔士州,悉尼,岩石区
如果说堪培拉的报告是国家的大脑在思考,那么悉尼的街头,就是这个国家血管里流淌的热血。
12月31日,跨年夜。
夏夜的海风吹拂着这座繁华的港口城市。与几年前那个充满煤烟味和混乱的殖民地港口不同。
这是尼古拉·特斯拉设计的城市电网,第一次全负荷运行。
从环形码头到海德公园,从乔治大街到帕拉马塔路,成千上万盏弧光灯和白炽灯同时亮起,将夜空映照得如同白昼。电车像流动的光带一样在街道上穿梭,车轮与轨道的摩擦声中夹杂着清脆的铃声。
在岩石区的一栋新建成的工人公寓里,刚从意大利那不勒斯移民来的乔瓦尼一家,正围坐在餐桌旁,享受着他们在新大陆的第一个新年晚餐。
乔瓦尼是一个熟练的石匠,现在在科克图岛船坞工作,负责修筑防波堤。他的妻子玛丽亚则在一家罐头厂做包装工。
餐桌上没有那不勒斯的贫穷。那里摆着一大块刚从烤箱里拿出来的、滋滋冒油的澳洲牛肉,旁边是洁白的、涂满了黄油的面包,还有一瓶只要六便士就能买到的本地红酒。
“爸爸,你看!”六岁的小儿子指着头顶那盏明亮的电灯,“它真的不会灭吗?不用添油吗?”
“不会灭,孩子。”乔瓦尼给儿子切了一块肉,他的脸上洋溢着一种满足的红光,“在这里,只要你肯干活,灯永远是亮的,肉永远是热的。这就是咱们的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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