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澳大利亚，从袋鼠到巨龙 第80章 国丧与民情

维多利亚女王去世的消息，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一颗巨石，在广阔的澳大利亚大陆上激起了层层涟漪。在亚瑟王子准备启程前往伦敦参加国葬的这段时间里，整个国家都沉浸在一种复杂而微妙的国丧气氛中，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族裔的人们，以各自的方式，消化着这个时代的转折。

在悉尼和墨尔本这两座联邦最大的城市里，官方的哀悼仪式庄严肃穆。联邦宫、各州议会大厦以及主要的政府机构都降下了半旗，黑纱缠绕在旗杆和门廊的石柱上。教堂的钟声按照规定的时间，沉重地敲响，提醒着人们这个国家的最高元首已经离去。

主要的街道上，许多商铺自发地挂出了黑色的挽幛，剧院和赛马场也暂时关闭，以示哀悼。报纸的版面被女王的生平回顾、悼词和各种关于王室历史的考证文章所占据。老牌报纸极力渲染着对未来的忧虑，试图唤起人们对母国的依恋。而《澳洲先驱报》则在表达敬意的同时，巧妙地将叙事重心放在澳大利亚自身，强调女王见证并祝福了联邦的诞生，她的离去更应激励澳大利亚人继承其遗志，将国家建设得更加强大。

然而，在这些官方和媒体营造的肃穆氛围之下，城市生活的真实脉搏却并不是如此。

在工人区的酒馆里，男人们依然会在下工后喝上一杯，谈论的话题除了日常的生计和赛马，也夹杂着对女王去世的议论。有人感叹一个时代的结束，有人则对新国王爱德华七世的花边新闻更感兴趣，还有一些爱尔兰裔的工人，则在私下里用不那么恭敬的口吻评论着这位统治了他们祖国的女王。

在皇家理工大学的校园里，学生们虽然也参加了官方组织的悼念活动，但在私下的讨论中，则更多地聚焦于女王去世对英澳关系、对澳大利亚未来国际地位可能产生的影响。一些更激进的学生团体，甚至开始小范围地散发呼吁建立共和国的小册子。

在广袤的内陆地区，消息的传递相对滞后，人们的反应也更为平静和务实。对于那些终日与土地和牲畜打交道的农场主和牧场主来说，伦敦宫廷的风云变幻显得过于遥远。

他们或许会在收到来自城镇的报纸后，对着女王的画像感叹几句，然后便继续专注于眼前的收成和羊毛价格。在一些偏远的矿区小镇，工人们可能只是在工头宣布放假半天参加集体悼念仪式时，才意识到那位远在天边的女王真的去世了。对他们而言，矿井的安全、工会的诉求、以及下个月能否按时拿到薪水，是更切身的现实。

横贯大陆铁路的建设工地上，来自不同背景的工人们，或许会在篝火旁短暂地谈论起这个新闻，然后便继续埋头于铺设下一段铁轨。对他们来说，将这条钢铁巨龙延伸到大陆的尽头，是比哀悼一位从未谋面的君主更重要的使命。

移民社区的反应则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图景。来自英国和苏格兰的老移民，大多怀有真切的哀伤和对故国的怀念。而那些在亚瑟的移民政策下，新近来到澳大利亚的德国、意大利、希腊或东欧犹太移民，则更多地是以一种旁观者的心态来看待这场国丧。

他们尊重这个国家的制度和元首，但维多利亚女王并非他们文化记忆的一部分。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在这个新的国度里站稳脚跟，融入社会，实现自己的价值。对于一些曾遭受过欧洲君主**迫害的移民来说，澳大利亚这种相对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比任何一位君主都更值得珍惜。

原住民部落的反应则最为疏离。对于那些仍然生活在传统领地、与主流社会接触有限的部落来说，遥远伦敦一位女王的去世，与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关系，甚至可能闻所未闻。

而对于那些生活在保留地或城镇边缘、与白人社会有着更多接触的原住民来说，维多利亚女王的名字，更多地与这片土地被殖民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他们或许会从白人官员或传教士那里得知女王去世的消息，但内心深处很难产生共鸣。长老们可能更关心的是《土地契约》能否在女王去世后继续得到遵守，年轻一代则将这场国丧视为又一次白人世界的内部事务。在官方哀悼的宏大叙事中，他们的声音总是缺席的。

联邦安全局cSb在道尔的指挥下，如同一个冷静的观察者，密切监控着全国各地的社会反应。他们并未采取任何高压措施，而是通过其遍布各地的秘密线人和技术手段，收集着最真实的民情信息。道尔定期向亚瑟发送加密报告，内容并非官方悼词那般千篇一律，而是对社会各阶层真实心态的精准描绘。

报告显示，绝大多数民众对女王怀有敬意，社会秩序稳定，并未出现大规模的反君主制浪潮。但报告也敏锐地指出，女王的去世确实成为了一个催化剂，加速了澳大利亚独立民族意识的觉醒，民众对联邦政府的认同感和期望值都在显着提升。

联邦政府的日常运作并未受到太大影响，这本身就证明了亚瑟建立的国家机器的成熟与稳固。总理迪金坐镇首都，与各部部长保持密切沟通，处理着日常事务。马歇尔教授确保皇家银行的稳定运行，国家经济未因国丧而出现大的波动。布里奇斯将军则加强了军队的戒备，特别是海军在太平洋地区的巡逻，以防有外部势力趁帝国权力交接之际进行试探。

整个澳大利亚，就在这样一种既有哀悼的肃穆，又有日常生活的坚韧，更有对未来隐隐期待的复杂氛围中，度过了世纪之交的这个特殊时刻。维多利亚女王的去世，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澳大利亚作为一个新兴国家内部的多元、矛盾与正在蓬勃生长的独立灵魂。

亚瑟的伦敦之行，不仅仅是去参加一场葬礼。他肩负的，是如何在后维多利亚时代的世界格局中，为这个充满活力却又面临诸多挑战的国家，争取到一个更有利、更安全、更符合其自身利益的位置。国丧的钟声，敲响的不仅是一个旧时代的结束，更为一个属于澳大利亚的新纪元，拉开了序幕。而即将展开的伦敦博弈，将是这场新纪元的第一场关键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