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花分手时不知我身价百亿 第159章 公开的抉择

林姝关于“适时公开”的信号存在的提议，在创新中心及与之关联的最高决策层内部，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激烈辩论。这是一场关乎国家战略、科学伦理、国际关系乃至社会稳定的重大抉择。

反对者的声音异常尖锐：

· 安全风险论者认为：“信号的存在及其研究进展，是我们最具战略价值的‘不对称优势’。一旦公开，将迫使潜在对手采取更极端的应对措施，甚至可能引发一场我们尚未准备好的、围绕‘外星技术’的全球性争夺战，严重威胁国家安全。”

· 社会稳定论者担忧：“公众的认知准备严重不足。‘奥丁’和oFSI散播的‘意识风险’谣言已经搅乱了舆论。此时公布，无异于向沸腾的油锅里泼水，可能引发大规模的社会恐慌、宗教震荡或非理性的**。我们能否承受这种内部混乱的代价？”

· 技术优势保守派强调：“在未能完全理解甚至初步利用信号所包含的技术原理之前，公开等于将我们付出巨大代价获得的‘路标’共享给了全世界，包括我们的竞争对手。这会极大削弱我们的领先地位，让oFSI等联盟得以集中力量进行针对性追赶。”

支持林姝和程默的一方，则从更长远和动态的角度进行反驳：

· 反制污名化：“正是因为我们保密，才给了oFSI和周勉之流肆意污名化、制造‘恐惧叙事’的空间。他们将我们描绘成‘危险的秘密实验者’。主动、可控地公开部分真相，是夺回话语权、粉碎谣言的最有力武器。让全世界看到，是谁在真正以严谨、负责的态度面对这个宇宙级发现。”

· 争取国际中间力量：“持续的保密正在将国际科学界的中间派推向oFSI。许多正直的科学家渴望了解真相。有控制地公开，邀请特定领域、信誉卓着的国际科学家在严格保密协议下参与部分研究工作，可以分化oFSI阵营，建立更广泛的‘理解者同盟’。”

· 应对必然性：“信号的秘密不可能永远保持。无论是通过意外泄露，还是随着我们研究深入必然带来的更多国际合作需求，这个秘密总有一天会曝光。与其被动地、在可能最不利的时机被揭穿，不如我们主动选择时机和方式，掌握主动权。”

· 激发内在潜力：“彻底公开存在的压力，也能转化为巨大的动力。它将迫使我们的科研、工程、外交、宣传等整个体系提升到应对这一历史**件所需的水准。打破信息茧房，让更广泛的社会智慧参与到应对挑战中来。”

辩论持续了数日，双方都进行了详尽的推演和风险评估。最终，最高决策层拍板：原则同意进行“有限度、分阶段、强管控”的公开准备。 首要步骤，并非立即向全社会公布，而是制定一份详尽的 《“彼岸”信息存在及研究现状白皮书》 （“彼岸”为内部为信号项目设定的代称），在严格限定的范围内，向特定国家的核心科研机构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科学院联盟等特定国际组织进行定向通报，同时准备一套应对不同公开程度后国际国内反应的预案。

这项工作，在绝密状态下迅速启动。林姝亲自牵头白皮书的科学部分撰写，确保内容严谨、扎实，既展现发现的重大性，也强调研究的负责与审慎。程默则负责统筹外交、安全和舆论应对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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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创新中心为“有限公开”紧锣密鼓准备之时，oFSI掀起的“意识风险”舆论浪潮开始显现具体后果。

欧洲某国政府，在国内舆论和某些游说团体的压力下，宣布暂停与寰宇集团在该国的一项关于量子计算软件合作的政府补贴项目，理由是需要“进一步评估合作项目的长期潜在风险”。

更直接的压力作用于研究人员个人。特别探索部一位年轻的研究员，其父母在国内不断接到匿名电话和网络信息的骚扰，内容均是指控其子女参与“危险的精神控制实验”，导致两位老人承受巨大心理压力，最终该研究员不得不向吴锋提出暂时退出一线研究岗位的申请，尽管他本人坚信研究的意义。

这种针对研究人员及其家属的“软性”攻击，阴险而有效，开始在内部制造出一种无形的焦虑氛围。

林姝迅速采取了措施。她一方面加强与安全部门的协作，提升对核心研究人员及其直系亲属的保护级别，打击骚扰行为；另一方面，她增加了与团队成员的面对面交流，在每周的组会上，她不仅讨论科研进展，也坦诚回应外界的质疑和压力，重申研究的崇高目的与严格的安全规范。

“我们所畏惧的，不应是未知本身，”她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对核心团队说，“而是面对未知时，因恐惧而丧失的勇气与理性。我们的工作，正是人类勇气与理性的极致体现。记住这一点，任何噪音都无法动摇我们的根基。”

她的坚定，如同压舱石，稳定了团队因外部干扰而略有飘摇的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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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勉在苏黎世，通过各种渠道敏锐地捕捉到了寰宇阵营内部的紧张气氛以及他们在国际舞台上试图打破孤立的新动向。他判断，对手可能正在准备一次重大的战略调整，很可能与信息的保密状态有关。

“他们可能快要撑不住了，试图通过有限公开来破局。”周勉对“奥丁科技”的cEo分析道，“我们不能让他们轻易掌控公开的节奏和叙事。”

他的指令简洁而冷酷：

“第一，继续加大对研究人员及其社会关系的‘心理压力’测试，但要更隐蔽，利用非关联的第三方进行。”

“第二，启动我们在联合国系统内的资源，推动关于‘地外信息接触伦理与法律框架’的非正式专家讨论，抢先定义概念和规则，把他们可能公开的内容框定在我们设定的讨论范围内。”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普罗米修斯’项目的进展必须加快。如果他们手里真的有‘钥匙’，那我们必须在他们使用之前，或者同时，拥有我们自己的‘钥匙’，哪怕是赝品。”

他所说的“普罗米修斯”计划，是“奥丁”在获悉寰宇可能存在“边界外信号”后，启动的一项高度秘密的逆向工程与平行研究计划。他们利用超级计算机和全球搜罗来的各种非传统宇宙信号数据（包括一些曾被主流科学界判定为干扰或无法理解的异常信号），试图通过强大的AI算法，强行寻找模式，甚至“创造”出类似的信息结构。这是一条更为激进、也更缺乏坚实基础的路径，但周勉相信，在终极的竞争中，象征性的“对等能力”本身，就是强大的战略威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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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中心内部，吴锋向林姝汇报了“语法解析小组”的最新验证结果。对那个疑似“时空背景定义”语义的确认度已经超过百分之九十五。更重要的是，他们基于这个“锚点”，成功识别出了另外几个反复出现、与这个“背景定义”存在强关联的“信息单元”。

“它们像是在……询问或者确认这个背景定义的稳定性，”吴锋试图描述那种感觉，“又或者，是在进行某种基于这个共同背景的逻辑推演的第一步。”

信号的“对话”属性，似乎正在逐渐浮现。

林姝看着分析报告，心中波澜起伏。他们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节点上：内部，他们正在缓慢而坚定地撬开宇宙奥秘的一角；外部，风暴正在汇聚，而他们正准备主动走入风暴眼中。

“公开的抉择已经做出，”她对吴锋，也是对自己说，“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确保当帷幕拉开时，我们展示给世界的，是足够坚实、足够光明的东西，足以驱散恐惧，照亮前路。”

他们手中的“语法线索”和初现的“语义碎片”，就是这光明最初的火种。而守护并壮大这火种，是他们对这个时代，乃至对人类文明未来的最大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