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岁月里的贵州中学 难忘的记忆深切的怀念

陈荣谟

我离开母校已经50多年了，但几年艰苦的学生生活却始终在我的脑际萦回着。母校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周公（邦道）热心办学，教师阵容很强，学生勤奋好学，尊师重道有序。

我原在南京读小学，1933年暑假回肥东县老家，不料日本侵华战争突起，南京沦陷后随兄长到长沙，1938年在市立第十七小学毕业，适逢在三中的冯想农先生到长沙接眷属，经家人拜托得以随车到晃县，次日坐滑竿沿崎岖山道到达铜仁。过了渡口，沿石级而上便是狭窄街道，商店不多，房屋多数是砖瓦平房，显得典雅干净，小城傍山面水，山青水秀，犹如此外桃园，实为读书的好地方。

我被分在赤帝宫的实验班，全称是“国立第三中学五年一贯制实验班”，设两个班级。教师都是有一定教龄的大学本科毕业生，教材全是教师编写的油印稿。教师教得认真，同学学习努力。时隔50多年了，但老师们的音容笑貌记忆犹新。其中教生物的关维藩先生对我的影响很大，这对我后来进农学院，并在工作中做出一点贡献起着奠基作用。

实验班没有厨房和食堂，饭菜都是由炊事员用木桶由邻近的初中部抬来的。同学们八人一组在院内露天蹲着就餐。没有浴室，夏天洗澡只好下河。山区河水清澈透凉，河底尽是光滑的鹅卵石。因受凉过度因此我得了胃寒的毛病，至今未能根除。胃病一发我就想起了在铜仁时的艰苦生活。

那时铜仁没有电，自习点的是桐油灯。一间教室点上几十盏桐油灯，顿时烟尘弥漫，真不是滋味。第二天鼻涕口痰都是黑的。但同学们都默默地忍受着，因条件如此有什么办法呢？

每逢星期一，我们照例要整队去校本部（旅部）做纪念周，等我们和初中部、师范部到齐后，号兵就吹集合号，在校本部的高中部学生才集合整队，聆听我们敬爱的周校长讲话。那时周校长年近四旬，身体很瘦，很有学问，精通古文，书法也好。他把全部精力倾注在办学上，高风亮节，一心为公。他既尊重教师员工，又很爱护同学。他对我们讲话总是以家长般的热心肠循循诱导，从不嫌弃一个学生，因此全校师生对他都很敬仰。记得高中部有一个姓阙的学生，因吃饭和炊事员争吵，用铁勺失手打破了炊事员的头。校务会决定要开除这个学生。因这位学生和冯想农先生相识，周校长马上写信给在江口的冯老师说明经过，并说已把这位同学介绍到湘西的另一所国立中学去了，请冯老师不必介意，真是心地善良，考虑周到。

上面提到的那位号兵，号吹得好极了，既宏亮又富节奏感，令人精神振奋。时隔50多年，恐怕这位校工已经作古了！

三中同学多是些无家可归的青年，寒暑假也都在学校，但同学间相亲相爱，从不争吵，衣服脏了自己洗，破了自己补，朴实无华。当时能穿上一双土产的反毛黄牛皮鞋便算顶呱呱了！

1939年实验初中班迁移江口，我因生病体弱和几位同学坐船前往，逆流而上。途中险滩很多，河床卵石暴露，水花飞溅，水声轰鸣。一遇险滩，船工们便上岸背拉，只留下一人在船上掌舵。每当看到他们吃力地与激流搏斗，使小船擦石而过的时候，对他们那种顽强精神，既佩服又胆寒，生怕出险。几十里河道，小船竟行了两天，可见行船之难！

到了江口，冯慰农先生见我身体不好，就要我住他家里。冯师母在江口县卫生所工作，他们有三个儿女和一个老岳母，两个人的工资供养7个人生活，清贫情况可想而知，但一家人从无怨言。1940年冬，我离开江口时，他夫妻俩送我到江边，叮咛不已，泪流满面，深情厚爱，令我终生难忘。

由于“国立三中校友灵”的帮助，1985年我给在美国的冯老师写了信。他们接信后喜出望外，直到1990年冯老师90岁去世前，我们还通信不断，互诉衷肠，互赠照片。

慰农先生二十年代由金陵大学农业专科班毕业，随金善宝（中国农科院院长）先生在江宁农事试验场从事良种改良工作，后到浙江大学农场主持工作。1938年在三中执教，1941年任国立会理职校校长。抗战胜利后去台湾，任宜兰农校校长，74岁退休前为农林部简任一级技正。因3子3女均在美国，故退休后即去美国定居。每次来信，字里行间充满着对祖国故土的眷恋之情，一心想回家看看亲朋故旧。由于年事已高，宿愿终成泡影，遗憾！遗憾！

陈荣谟，男，70岁。1938年在国立三中五年一贯制实验班就读。西北农学院毕业后从事农业科技工作38年。1987年退休。通讯处：安徽省全椒县古河镇农技站。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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