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岁月里的贵州中学 忆三中之行

王治兰

我于193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毕业后在江苏淮阴师范担任班主任、教教育课兼实习指导。“七七”事变后，日机凌空轰炸，学校被迫解散。总务主任谷中龙是湖南长沙人，和他商量后，全校教师随他到了长沙。

后来听说教育部要办几所国立中学，收容战地流亡师生，凡公立学校的师生均可登记去贵州或四川，因此我和淮师的教师都登记到贵州铜仁国立贵州中学（次年更名为国立第三中学）。

由长沙出发，我和数十名女生同坐一船溯湘江而上，江水清澈见底、两岸风景秀丽，但那时湘西一带极不平静。为保障师生安全，在桃源暂停几天，候先遣人员做好宣传疏导工作。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彼此不认识，可逃难在外，饱受背井离乡之苦，相处甚为亲切。

某晚皓月当空、万籁俱寂，我船有一位高中女生吴伶华唱起了流亡歌曲《在东北松花江上》。歌声勾起同学们思乡之念，先是个别学生低声哭泣，后来哭声渐高，全船人都泪涕满面。我也无限伤感，见此情景焦急劝说：“伶华，你不要再唱了” ，可邻近船上也传来哭泣声，国破家亡之痛，给青年学子带来的苦楚，一言难尽。

船到辰溪后全部上岸，须经晃县去铜仁。我没步行的勇气，乘汽车先到晃县等步行的女同学。打听到晃县到铜仁有90里山路，我决定和同学甘共苦走过去。

身强力壮的高中女生跟着挑行李的力夫在前走，我领着一组初中女生在后走。走着走着，有一女生倒在地上走不动，路无行人、无居民住户，我束手无策干着急。看到后面来一群男同学，我拦住求助，他们答应帮忙，砍树杆、树枝拼成简易担架，把女同学抬到铜仁。这份患难相助的精神，时隔54年仍难忘怀。我从未走过这么崎岖的山道，翻一个山头好几里，到铜仁时脚腿全肿，睡三天才好转。

校长周邦道是教育部督学，学识渊博、和蔼可亲，善于团结全校师生，富有办学经验，对无家可归的师生关怀备至，受全体师生景仰。周校长去年在台逝世，获海内外千余师生诚挚吊唁。江苏省多位中学校长到国立三中任校务委员会委员，教师多是爱国心强的优秀教师，教学认真、爱护学生，学生刻苦学习，形成优良校风，培养出不少对祖国建设贡献大的优秀人才，从国立三中校友录可窥见一斑。

我在三中时，周校长让我任女生指导主任，兼高中部女生指导、授师范部教育心理学课。学校女子部和女生宿舍在车公馆，我也住那。1938年8月，高中部和高师一二年级学生到贵阳军训3个月，很多学生进步，有少数参军或去延安。

留校学生在高中部（当时校本部）出的墙报骂了国民党重要人物（已记不清），周校长受上方指责后很生气，要停刊墙报。经交涉，答应在女子部出刊，周校长要求我出席学生编辑委员会、负责审查稿件。我面临难题进退维谷，站学校立场进步学生不满，站进步学生一边周校长不满，踌躇不安后决定一走了之。写好信交给同事，让其在我辞行三天后交给周校长，就这样离开国立三中去了重庆，后在第五中山班（合川）、国立二中、国立重庆师范、国立十四中学、中大附中、江津女中、国立女师附属师范校和附中、重庆市二……

1962年退休至今已30年，我在国立三中任教仅一年，在教育生涯里是很短的一段，可在烽火漫天的后方，在具优良校风的战时名校的经历，没齿难忘、令人怀念不已。

王若兰:女，生于1906年 。1938年在国立三中任女生指导主任，兼授师范部教育心理学课。后离开铜仁到重庆从事教育工作，1962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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