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岁月里的贵州中学 国立三中流亡求学经历

高光祚

作为一名流亡学生，我于1938年就读于国立三中，1943年毕业。

这六年，在我一生中确是非同小可，不仅结束了我兵荒马乱中的流亡生涯，重要的是，又得以弦歌一堂，接受了严格而艰苦的智、德、体三育并重的半军事教育，把我锻炼成一名压不垮、且不负于祖国与人民养育之恩的堂堂中国人。

流亡入学前因

“七七” 芦沟桥事变，紧接着 “八一三” 日军入侵淞沪，江南吃紧，全国抗日军兴。我就读的江苏省立扬州中学奉命 “紧急疏散”，各奔前程。时父亲在津浦铁路局任职，已接到 “疏散家属” 的命令，于是带家由浦镇（南京附近）搭专列，于11月到大后方重镇长沙。

这时，流亡到大后方的一些省扬中高中部学长，纷纷转道武汉，去了延安抗大。因嫌我年纪小，不愿带我走，于是，我在长沙蹭蹬了三个月。

一日，父亲欣喜地从报上看到教育部号召流亡青年学生登记的消息，全家喜出望外。于是，按规定时间，父亲携二位姐姐（高凤笙与高湘英，也同是省扬中学生）与我，同去指定地点登记报名（好像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当时有不少是兄弟姐妹同行的。

登记完毕，大伙围着一位满脸堆笑、一副善良面孔、十足学者风度的长者，与一位操江口口音的小个儿询这问那，问了个底朝天。他们都极其耐心地一一作答（其后才知道那位长者原来是教育部督学周邦道先生，小个儿是教育部视察员贾国恩先生。后来，他们分别担任了国立三中的校长与总务处副处长）。

母亲为我们三人又能继续上学与减轻了家庭日益困难的负担，高兴地拾掇些简单行装。不多日，父亲带病送别我们于湘江之畔。

在一个阴霾的寒冬傍晚，十多条大木船浩浩荡荡，分载着数百名流亡学生，顺湘江，渡洞庭湖，溯沅江直奔湘西，倒也壮观。途经常德、桃源、沅陵、辰溪各县，均作了短暂逗留。险越了湘西匪区后，由晃县徒步到达铜仁，大约走了一个月。

在常、桃、沅三县，高年级同学们临时组成“抗日救亡宣传队”，作抗日宣传。通过演讲、唱抗战歌曲与演话剧等形式（大姐高凤笙也参加了“放下你的鞭子”的演出），满腔愤怒地历数日军侵华罪行，讲清了抗战必胜的道理。

（二）入校后校园生活

大队到校前，筹办人员在周校长率领下，已先期到达，联系地方当局，交涉校址，分配教室、宿舍与购置课桌椅与黑板等设备。

校本部与高中部同设在旅部，师范部在文庙，初中部的初二与初三在文坛，初一在文坛以东的火神庙里。

学校由校务委员会领导，成员除周校长外，还有总务处长贾国恩、教导处长黄新运、高中部主任黄质夫（当年知名的乡村师范教育家）、师范部主任吴学增与初中部主任叶桐，另有校务委员胡耐安等。

1938年4月20日，是一个大好晴天，学生们齐集旅部操场上，在周校长的主持下，举行了隆重而简单的开学典礼。

为了打好基础，我又从初一念起。初一分甲、乙、丙三个班。我所在的“一甲”，级任老师是李绍良老先生，他与同学是情同父子的师生。“一乙”级任老师是邵达老师，“一丙”是关维藩老师。百多名嗷嗷待哺的青年学子，相挤在一座经过简单修葺的破庙里，倒也非常欢乐。教室隔壁就是寝室和饭厅。没有操场，更谈不上文娱设施，在我印象中，好像没有体育课，也没有音乐课。

师生都能安贫乐道，丝毫没有穷困潦倒的感觉。相反，在经过一段颠沛不安全的生活后，今天能有地方念书，大家都很珍惜、高兴。虽是十多岁的孩子，远离亲人，似乎都很懂事，相处极其融洽，从无争吵、打架、迟到、早退或旷课现象发生。

初一没念几个月，即原班人马迁到文坛，升入初二。这里较为正规，有篮球场，有乒乓球桌，有台风琴，好像也没有医疗设施。

初三是在江口分校念的，分校长是叶桐。分校除初三两个班外，还办了实验班与农职班，校舍分散在这个小县的几座庙宇式的古建筑里（女生宿舍在大佛寺）。

诸师长中，给我印象较深且影响较大的是图画老师刘光苇。她所教的画都是抗日的。她说：“我们不能为艺术而艺术”。愤怒之情，嘶哑的无锡口音，使我们这群爱国青年，对日军更加同仇敌忾。

1941年，由江口又徒步回到铜仁，升入高中部。相比之下，旅部的条件当然好得多，除有较正规的课堂、宿舍与饭厅外，还有操场、新建的礼堂与图书馆、医务室与传达室。

当时是男女分校制，在文坛成立了女子部，孙慎疆主其事。

这时，学校领导大换班，李超类校长接替了周校长。高中部主任先后是钟宏、殷日炎与朱程表。增设了军训课与公民课，亦成立了三青团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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