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岁月里的贵州中学 永世难忘的恩师情——忆我在国立三中时的几位老师

陈家泳

每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抗日战争时期在贵州铜仁国立三中度过的四年学习生活，常常会像电影镜头一样，一幕幕地在我眼前浮现出来。尤其令我难忘的是那些朝夕相处、亲如兄弟的同学和那些循循善诱、辛勤培育我们的师长。在这里记述的是我在上初三时的几位师长。

循循善诱的陈康老师

我是1938年秋进三中初三的。入校后碰到的第一道难关就是听不懂老师讲课。

三中创办之初，老师、同学大都来自江浙一带，各讲自己的方言。我刚进校时，对他们讲的家乡话，绝大部分听不懂。加之我入学时比其他同学晚了一个多月，听课尤为困难。有的课比如化学，老师的家乡口音很重，加上满口的科学名词和术语，满黑板写的都是元素符号和公式，上起课来，我如坠五里雾中，完全不知所云。国文课也是我最听不懂的课之一。教课的陈康老师来自江苏常熟，他讲的家乡话我几乎一句也听不懂。

但这样的日子延续并不久。国文课很快成为我最喜欢的课程之一。

开始时，我虽听不懂陈老师的话，但我很喜欢他的朗读，简直像唱歌。他那完全投入的神情，每次都能把我吸引住。我也常常跟同学们一起，拉腔拉调地学着用他那标准的常熟话朗读，一遍又一遍。不知不觉地，我不但逐渐习惯听常熟话，而且竟觉得常熟话听起来很美了。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我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顺利地突破语言关，朗读课文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陈老师还善于启发诱导。那一年他为我们选用教材，大多是文言文（即古代汉语），并且鼓励我们学着写，我曾试用“文言”写过一篇悼念我祖母的作文。我自幼受祖母疼爱，不料在我离家赴铜仁后几个月，年迈的祖母就去世了。那是我首次学写“文言文”，其幼稚可笑不难想象，但可能我比较真实地表达了我对祖母的感情，因而得到了陈老师的好评。他的鼓励激发了我学写文言文的浓厚兴趣，差不多整个初三，我作文都是用“文言”，一年下来确实取得了不小进步。陈老师真是一位循循善诱的好师长！

和蔼可亲的张鼎芬老师

我在湖北老家上初中一、二年级时，各门课中学得最差的是英文，也最害怕上英文课，怕老师提问，上起课来经常提心吊胆，如坐针毡。

到三中后，张鼎芬老师鼓励我们班学好英文。张老师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对待我们这些流亡学生亲如子女。课后他有时还把我们带到他宿舍里去玩。他的宿舍就在文坛进门左侧两层楼饭厅的楼上，一间十来平方米的简陋小房，用薄板跟学生饭厅隔开。我不知张老师结过婚没有，反正他是一人独住一室，房间里除了木床、桌凳之外，其它没什么家俱。和他在一起，我们觉得无拘无束，几乎不存在那种师生间常有的距离和隔阂。由于他的经常帮助和影响，我对英文渐渐产生了兴趣，学习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那时我们学习条件很差，没有课本，各科老师都编发油印的讲义或抄黑板。英文课文是老师从报刊上选编的。每天清早，我总是自觉地到文坛内外的土坡或空地上，高声朗诵英文。我按照张老师的教导，每天要背两三段课文，久而久之，差不多学过的每篇文章我都能背诵。我还如饥似渴地阅读课外参考书。（那时候，同学中谁要购到一本参考书都会如获至宝，彼此互相借阅。）我的英文成绩因此提高得很快，上起课来也兴致勃勃。张老师使我在几个月内就在英文学习上发生这样大的变化，真可谓奇迹。不仅如此，可以说从初三起，几十年来我对英文学习的兴趣一直不减，上大学念的也是外文系；毕业以后，无论在大学教书还是从事新闻工作，外文竟是我终身未离的专业。每念及此，我就会对张老师的教育和帮助感激不已。师恩重如山，诚信然也！

善于对学生进行抗日教育的刘苇老师

初三时，我几乎对所学的每门课都感兴趣，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图画课。

教我们图画的是刘苇老师。那时我们上课，都喜欢听老师讲点时事。刘老师在这方面最受同学们欢迎。她上图画课时，经常抽出几分钟时间跟我们讲一些抗日故事，激发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她善于把抗日教育同图画课的内容巧妙地结合起来，使课堂教学产生意想不到的好效果。1938年底汪精卫卖身投敌，成为人皆唾弃的汉奸。有一次上课时刘老师痛斥了汪伪集团认贼作父的可耻行径，又介绍了沦陷区人民反对汉奸走狗的斗争。她讲话铿锵有力，充满激情。我们听了，对这些卖国贼无不义愤填膺。下课以后，有的同学表示恨不得马上到敌占区去把汪精卫及其一伙斩尽杀绝。

刘苇老师还善于启发学生的创造力。她教画不是机械地让学生照她的画临摹，而是鼓励我们自己去创作。

有一天她在课堂上又给我们讲了个故事：日本侵略者占领我国某城市后，守卫城门的日本兵竟用刺刀逼着进城的中国人喝尿粪。同学们听了，也是个个咬牙切齿。接着她让我们每人创作一幅画，我的画就以她讲的故事作为创作主题。不久她组织了一次同学们的绘画展览，这幅画也被选作展品。画的技巧当然谈不上，但我是带着对日本兵的深仇大恨作画的。这个故事，通过作画更深地在我脑海里扎下了根。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当年刘老师讲课以及那次画展的情景犹历历在目，宛如昨日事。

三中有大批优秀的教师，为了我们的成长，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他们呕心沥血，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写上面这几个例子，也是为了表达我对所有教育过我的三中老师的怀念和崇敬之情。

陈家泳，男，湖北鄂州人。1938年秋入国立三中初三年级。1942年在高中部毕业。1947年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后任山东大学外语系讲师。退休前在北京新华通讯社对外部任高级编辑。通讯处：北京复兴路黄亭子羊坊店路3号新华社宿舍16—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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