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岁月里的贵州中学 记涂式凡老师

黄健

岁月深处的明灯：忆涂式凡老师

1943年的盛夏，中华大地正深陷于枪林弹雨的苦难深渊。在那血肉横飞的危急存亡之秋，我怀揣着赤子之心，随着流亡的人群，长途跋涉，终于抵达了流亡学生的家——贵州铜仁国立第三中学。时光飞逝，近半个世纪悄然流逝，如今我已年届耳顺，然而国立三中的点点滴滴，尤其是那位崇高而慈祥的国文老师兼班主任涂式凡，却在我的记忆中历久弥新，永不褪色。

涂老师是江西南昌人，初见他时，他个头不高，脸庞清瘦，颧骨微微凸起，眼睛不大却透着睿智的光芒，面色近乎油墨，蓄着整齐的平头，常穿一身洗得发灰的旧中山服。单看外表，他实在没有什么独特之处，但他的魅力与感人之处，全都蕴含在内在的气质与品格之中。他的脸上总是透着一股孔老夫子般的神态，既有师长的严肃，又有长辈的慈祥。对于我们这群十五六岁、远离家乡的孩子来说，他不仅是传道授业的老师，更是可以依靠的保护人。在无情战火中，我们的生活被摧毁，母爱变得遥不可及，而涂老师就像黑夜里的一盏明灯，给予我们温暖与安全感，让国立三中成为了烽火缝隙中的“世外桃源”。

涂老师的国文课总是充满力量。相较于枯燥的说教，他善于通过历史史实和文学形象，激发我们的民族意识和奋起抗争的信念。他的课堂上，爱国主义的种子悄然播撒。还记得他为我们讲述文天祥的故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言壮语，不仅成为我反复背诵的箴言，更在后来的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岁月里，成为我身体力行的准则。在讲解“荆轲刺秦王”时，他语调平稳，神情内敛，却能深入浅出地将暴秦的残酷与日寇的暴行相联系，字字句句都点燃了我们心中的愤慨之火。“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口头禅常常在我们耳边回响，至今仍清晰如昨。虽然难以判断他的政治态度，但他救国救民的抱负，却深深感染着每一个学生。他教学极为认真严谨，每一篇作文，他都会不厌其烦地详批细改。那些评语，不仅是对文章的点评，更是对我们人生的指引，教导我们爱国爱民，做正直之人，行正义之事。记得有一次，我的作文因言辞过激险遭不测，他却在评语中鼓励我“当秉嫉恶如仇正气，更当修身养性，方能做大事”。可惜的是，那些珍贵的作文本，在1954年的洪灾中，随着家宅一同被淹没在洞庭湖底，但老师的教诲，却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间。

抗战胜利时，美军在贵阳城的种种恶行令人愤慨。他们驾驶吉普横冲直撞，甚至发生挟持事件。更令人不齿的是，《贵阳日报》竟发表社论为美军辩护。平日里沉稳内敛的涂老师，读到这篇社论时，难掩心中的愤怒。他义正言辞地教诲我们：“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志气，不作日本国的亡国奴，也不当美国人的亡国奴！”这句话如同一股春风，滋润着我们这些流亡学生的心田，让爱国的种子生根发芽。

涂老师的生活十分清贫。他的住所是一间简陋的木架平房，屋内一张挂着发黄蚊帐的床铺，旁边紧挨着一张三抽屉长方桌，桌上摆着一盏美孚油灯和几束国文课本，仅此而已。靠近被柴灶烟火熏黑的厨房门口，放着一张矮到膝盖高的小木方桌，配上几把竹制小靠背椅，这便是他全部的家当。他的太太是位和蔼可亲的家庭妇女，两个孩子活泼可爱。流亡的命运将我们紧紧相连，师生之间的情谊自然而真挚。师娘曾为我操持饮食，这份温暖至今难忘。

1944年暑假，我的家庭经济陷入困境，无力支付伙食费。父亲从沦陷区历经艰险漂泊到津市，托人汇款却遭诈骗，我分文未得，陷入断餐的困境。更令人崩溃的是，一封电报“我已死津市”让我痛不欲生，后来才发现是“到”字错拍成“死”字。就在我绝望之时，是涂老师伸出援手，在他自己生活也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无私地为我提供膳食，这份恩情重如泰山。

抗战胜利后，我回到湖南省立第十五中继续学业，直至大学毕业。期间，我曾与老师通过几次书信，但后来联络不幸中断。多年来，我一直试图寻找他的消息，却始终未能如愿。前两年，校友寄来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上面有涂老师模糊的身影，那一刻，欣喜与思念如潮水般涌来。如今，我不知道老师是否还健在，也不知他在动荡岁月中经历了怎样的人生，但我始终记得他的教诲，老老实实做人，诚诚恳恳做事，这或许就是我能献给老师最好的答卷。在我心中，“亲、师”永远值得我深深跪拜。涂老师，您永远是我人生路上最明亮的那盏灯！

黄健，男，1942年入国立三中六年一贯制第三班，1946年复员离校。华中工学院机械制造系毕业。离休前任湖北机械厂厂长。高级工程师。现任厂长顾问，通讯处：湖北省咸宁市湖北煤矿机械厂。邮编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前进路前进巷67号6楼2室。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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