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岁月里的贵州中学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曾繁斌

1941年10月，我考进了国立三中初中部。到江口分校入学不久，便患了一场大病。初到学校，人地生疏，无人照料，独自躺在香山寺宿舍第三进的床上，两眼盯着正殿上的几尊佛像，心情更加寂寞难过。我们班主任朱恕之先生知道后，立即到宿舍来看我，并通知学校医务室，毛复和大夫及时来为我治疗。经毛医生诊断，我患的是腥红热（当地叫烧热病），病情极为严重，体温高达40°C以上。由于神志恍忽，曾光着身子由床上跌在地上，昏昏迷迷地用力挣扎爬到盛洗脸水的大黄桶边去喝冷水。毛医生始终就像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照料我，精心治疗护理。每天除早、中、晚定时来给我打针、送药，递开水外，还按时来寝室为我量体温，查病情。有时还在我的床边坐上很久，看到我神态不安，担心功课跟不上，怕休学读不成书，就关切的安慰我、鼓励我说：“病很快会好起来的，病好以后，耽误的课程，我去找任课老师给你补上来。”还叫我们班上松桃籍的两位同学抽时间照料我，送饭、送水，及时反映病情。此外，班主任朱恕之先生亦经常来看我。十来天以后，我的病逐渐康复，毛医生知道我经济困难，就又拿钱叫一位同学买了一只猪脚，在一户姓杨的居民家里炖好后送给我吃，要我补补身体。由于食堂生活不好，加之病后虚弱，病愈后饮食剧增，两三斤重的一只猪脚一餐就吃得精光。医生、老师、同学们对我这样无微不致的关心照顾，我内心十分激动，使我终生难忘。

1942年春，江口分校迁回铜仁火神庙上课，这年六七月份，铜仁城内霍乱大流行。十天半月之内，天天都有人死，真是“八街哭泣，九门出丧”，因霍乱而死的竟数以百计。全城人心惶惶，心惊胆寒。初中部钱凤绾主任，及时召开了部务会议，讨论了预防措施，并决定：在霍乱流行期间，不准学生上街，并打针吃药，进行预防。同时注意饮食卫生，加强食堂管理，并打扫环境，清除蚊蝇，督促、检查学生经常换洗衣被等。因此师生员工没有一人染病遭灾。

为了解决同学们在生活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学好功课，练好身体。学校各部都加强了生活管理，食堂每天派同学轮流监厨，开展生产劳动，每人划定4—5平方米的土地，进行蔬菜生产。同学们都喜爱自己的园地，精心耕耘，收获产品过秤交给食堂，学校按交的数量，列表公布，并记奖、记功，予以精神鼓励。这样，同学们不仅学会了选种、耕种、施肥、灭虫等生产管理知识，又省下食堂买蔬菜的钱来购买肉食。加之在开挖操场中获得意外的银绽，增加膳食费用，生活逐步得到改善。生病的同学，另开病号餐，叫食堂补充一些营养食物或软食，从而使同学们的身体能得到健康的成长。

国立三中师生员工，95%以上来自苏、浙、沪、皖、赣、鄂、湘等省市沦陷区，他们无经济来源，没有钱增添生活营养。就是老师们亦是过着艰苦清贫的生活。在此困难环境下，学校就是一个团结和谐的大家庭，师生间互相关心照应，尊师爱生成为国立三中的良好风尚。教我们初二班英语的王佩瑗老师，因收入微薄，租了一间民间的危房居住，生活清苦，患了肺结核。同学们经常到她家里帮助买菜、挑水、扫地、洗衣……又因她无儿无女（据知她的丈夫当了红军后，杳无音信。），长期精神抑郁，加之教书成疾，不幸于1942年9月逝世。在学校妥善处理后事的同时，我们全班同学带着白花为她送葬至北教场公墓安葬，大家泪流满面，如同失掉了自己亲生母亲一样，场面十分感人。

国立三中教书育人，注重学生身体保健，尊师爱生这种美德，的确值得称颂。

曾繁斌，男，66岁，贵州松桃人。1941年进入三中，1945年离校。贵州农学院农学系毕业，高级农艺师，曾任铜仁地区科学技术协会主席。现已退休。现在地址：铜仁地区科协，电话：，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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