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岁月里的贵州中学 流亡三叠之回忆

张载熙

一、流亡内地

1937年8月13日，日寇侵占东北三省及华北大部后，放言三月亡华，又在上海犯更疯狂侵华罪行。彼时我刚入浙江省杭州高级蚕丝职业学校，因战火蔓延，10月底杭州危殆，学校解散。回宜兴后，表兄钱耀熙约我，同其同学徐德和两兄弟、小学同学二人，共六人带简单行装，匆匆流亡内地。

途经丹阳，公路人潮汹涌、狼狈西行，**在公路桥堆门板等欲烧桥，丹阳城烈焰冲天、战争恐怖。我们沿长江南岸随人流西行，常见敌机轰炸城镇，一路找保甲长求吃住，到县市住难民收容所，自嘲“高级叫化子” 。历经40天达江西南昌，住收容所。次日晨，省长熊式辉问询吃得好吗？睡得好吗？” ，听闻战区师生可登记，我们凭证登记后，被派往国立三中就学，需自行到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实即一师，一篑读书学校 ）报到。阴历大年三十到第一师范，街上热闹、新年喜气，然20年来首次在外过春节，背井离乡、孤苦伶仃。

数日后，报到员生齐，校方编队，乘小船赴贵州铜仁县。从湘江过洞庭湖，入沅江溯江而上，经常德到桃源县，众人往陶渊明《桃花源记》所在地，虽冬春之交无桃红柳绿，但山明水秀、心旷神怡。船经沅陵至辰溪，弃船登陆，困船多日虽沿途景佳却无观赏兴，登岸后手脚舒展，翻两座大山达铜仁，读师范的我们被安排在文庙。

二、铜仁就读

师范分简师与高师，我读高师一年级，钱耀熙、徐德和读高师二年级。我们级多为下江人（当地称江浙人为下江人 ），全级男女同学共50人，有后来与先离者，自定名为 “复兴级”（意复兴中华 ）。流亡同学寒暑假无处去，常相聚，情同手足、甘苦与共，又因志趣各异，或三人、或五人结伴，风雨晨昏磨炼，作来日奋斗准备，闲时也去东山看斗鸡、锦江畔戏嬉。

1938年暑假最难忘，学校高中部及高师一二年级男同学，步行两月赴贵阳集中军训，经玉屏、镇远、施秉、黄平等地。集训地为兵营、住地铺，我首夜被跳蚤咬得体无完肤、彻夜未眠，晨叠被见被里满是蚤屎，如此三日才 “被咬服” ，加白天操练累，后能入睡。军训班长与排长非同一单位、互不服气，矛盾渐生；学生因来自不同学校，也有不和，主要因饮食好恶，下江人不善吃辣、本地人无辣难以下饭（后解决为爱吃辣者把辣粉放菜碗一边、不搅拌 ）。

军训结束联欢会，部分节目似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然我校皮作玖同学唱《流亡三部曲》之《东北松花江上》，以真情声泪俱下，感染听众、激发抗日同仇敌忾之心。

听闻检阅军训的是冯玉祥将军，我对其钦佩有加（其为不断革命的爱国将领 ）。检阅日我行动迟、集合落后，遇军官陪高大魁梧将军，听谈知是冯将军。检阅时，军训教官摆阅兵式，冯将军摆手令队伍汇于台前讲话，其言 “国难当头，军训为打仗抗日，不摆花架子，讲求实际打击日寇才是好样的……” ，凛凛正气、铮铮铁骨，令人难忘。然整装回校时，闻我连二排长被班长打死、无人敢处理，**纪律如此，令人悲愤。

三、重庆探索

1940年7月，复兴级同学毕业，依依惜别后，我再踏流亡路，与姚燮忠、沈禹昌等七同学（含女同学钱永敏、朱玉真 ）结伴徒步赴重庆（钱永敏同路去松桃县，朱玉真赴四川秀山投亲 ）。沿途丛山峻岭、山势嶙峋、步履维艰，山中人烟稀、多苗区，过酉阳县乌江畔龚滩镇后，山高路险，感 “蜀道难” 。打听后买舟顺乌江而下，江水湍急、暗礁多、惊涛拍岸，舟行似箭，令我念李白 “轻舟已过万重山” 。次日晨达涪陵，弃舟登江轮溯长江而上，下午三时多抵重庆，旋即分手，我与朱福金、钱顺林住同乡家。

次日10时左右，敌机因 “疲劳轰炸” 来袭（晴天雾散即炸 ），我们躲入公用防空洞，洞深人多、氧气不足，不久呼吸难、油灯熄，年老体弱者窒息瘫痪，小孩呼空气差，洞口警察阻拦外出，我们也心跳加快。约5小时后解除警报，出洞见警察架出窒息者放马路两旁，有人死亡被抛卡车拖走，未被炸死却闷死，可悲可叹。

经朱正清级任老师介绍，我到中国茶叶公司推广部当办事员，采购用品，每日10时左右躲临江门下公司防空洞，洞内阴森潮湿致我常感冒，行李书籍经两次轰炸，仅剩换洗衣物，9月仍盖手巾单。9月底，袁树声同学邀我考大学先修班（江津县白沙镇 ），我俩找原三中师范部主任吴学增老师，经其介绍信找教地理的丰开基老师（其主持招生 ），考取后入先修班，苦读一年，1941年夏争得保送中央大学名额，又冒险报考国立同济大学并录取，袁学医、我学工程，遂同溯金沙江至南溪县李庄镇，入同济测量系的沈禹昌同学码头迎接，三人相聚喜不自胜，流亡生活终安定。

张载熙:男，生于1920年，江苏宜兴人。1938年入国立三中师范部，1940年高师毕业。工程师，1985年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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