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这个享誉国际的沿海大都市,台风天的到来总是猝不及防。
许峰站在许氏地产总部的落地窗前,望着窗外被狂风卷得猎猎作响的广告牌,铁皮与支架碰撞的哐当声隔着玻璃都能听见。
落地窗的玻璃上蒙着层水汽,他用指节擦了擦,才看清楼下的双层巴士被风吹得像片随时会翻的叶子,车身倾斜着擦过路边的护栏,溅起的水花打在行人的雨伞上。
而且,股东大会的争吵声还在耳膜震荡,元老许伯涛把爷爷那本蓝布封皮的日记重重拍在红木桌上,桌面被震出闷响,他鬓角的白发随着怒气发抖:“放着九龙塘那块黄金地皮不开发,跑去上海搞什么粤剧戏剧班?许世昌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突然,公文包里的传呼机突然震动,“嘀嘀”声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格外清晰。许峰掏出来按亮屏幕,是司徒倩的消息:“红船戏箱整理完毕,樟木箱子晾透了,盼你归沪同台。”绿色的字迹在昏暗的光线下有点模糊,他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机身上磨出的细痕,忽然想起三天前在上海红船上,她穿着月白色的戏服唱《帝女花》的模样——水袖翻飞间,袖口的金线扫过船板上的刻痕,那些深浅不一的纹路里还嵌着几十年的河泥,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像极了爷爷日记里写的“玉兰花落满船头,金粉粘在青苔上”。
“许少,”秘书小陈的声音带着怯意,手里的文件夹捏得发白,指节泛青,“廉政公署的李专员来了,就在会客室,说要重新调查许氏与亨利集团1984年的旧账。”
许峰转身时,正撞见许伯涛往深棕色公文包里塞东西。是份泛黄的合同,边缘卷得像朵干枯的菊花,抬头用烫金字体写着“许氏地产与亨利集团合作协议”,签署日期是1984年12月19日,正是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前最紧张的时候。“当年你父亲肺癌晚期躺医院,”许伯涛的声音发颤,指节捏着合同边缘泛白,纸张被捏出深深的褶皱,“是我替许家稳住了局面!亨利集团能帮我们拿到英资批文,不然哪有许氏今天的规模?”
许峰的手按在爷爷的日记上,深蓝的布封皮被压出细微的褶皱。其中一页记着“伯涛贪利,引狼入室,红船旧址勿许动”,字迹比别处重,墨水都透到了背面,晕成片浅蓝的云。他忽然明白,父亲临终前插着氧气管反复说的“红船”,不仅是提醒两家人跨越沪港的渊源,更是在警示藏在家族内部的蛀虫——那些比台风更难防的暗涌,往往披着“为你好”的外衣。
上海的排练厅里,司徒倩正对着蒙着层薄灰的镜子调整水袖。镜面映出她月白色的戏服,袖口的金线在日光灯下闪着细碎的光,那是外婆年轻时用十根金条请苏绣师傅绣的。红船的老戏箱摆在角落,樟木的箱子上贴着“沪港同调”的红色封条,是用朱砂掺糯米浆糊粘的,老班主说这方子能防潮辟邪,当年渡长江时就靠这封条护住了一箱戏服。
而粤剧老前辈陈师父正用松香块擦拭着铜锣,松香的白烟裹着铜器的冷光袅袅升起,他粗糙的手指抚过锣面的同心圆纹路:“你外公当年的戏服,就藏在最底下的箱子里,光是绣袖口那只凤凰的金线,就花了三个月,手指被针扎得全是小孔,泡在药水里都肿着。”
林晓曼抱着杯姜茶进来,搪瓷杯子上的热气模糊了她的眼镜片,她摘下眼镜用灰蓝色的袖口擦着,露出手腕上块浅褐色的胎记:“我查过了,亨利集团的残余势力在苏州河对岸租了间废弃仓库,昨晚有辆白色卡车往里面运工具,我隔着铁栅栏看见是撬锁的家伙,还有几把生锈的斧头。”
她把张手绘的地图放在化妆台上,纸边被茶水洇出个圆印,墨迹在晕开的地方有点发蓝,“他们可能今晚动手,目标八成是戏箱,我爸以前跟亨利的人喝过酒,提过红船箱子里藏着‘能让他们翻船的东西’。”
司徒倩的指尖抚过戏箱上的铜锁,锁身被几代人摸得发亮,是外公亲手打造的,钥匙形状像朵含苞的玉兰花,现在正挂在她的戏服腰带扣上,冰凉的金属贴着温热的皮肤。传呼机突然在戏服内袋里震动,“嘀嘀”声震得心口发麻。许峰的消息让她后颈的汗毛都竖了起来:“许氏有内鬼,亨利要的是戏箱里的名单,不是戏服,速防。”
傍晚的排练场突然停电,应急灯“啪”地亮起,惨白的光打在墙上,把所有人的影子拉得老长,像张褪色的旧照片。司徒倩看见三个穿黑夹克的凶徒正撬戏箱的锁,铁撬棍刮过铜锁,发出刺耳的“咯吱”声,像指甲划过玻璃。她抓起墙角的铜锣砸过去,铜声“哐”地炸开,震得人耳朵发疼,在空荡的排练场里打着转:“红船的东西,你们也敢动!”
凶徒们转身扑过来时,林晓曼突然挡在她身前,洗得发白的白衬衫被风掀起边角,露出里面洗得发黄的汗衫:“我爸造的孽,我来还!”她被推倒在地的瞬间,后脑勺磕在台阶的水泥棱上,发出闷响,眼镜飞出去落在地上,镜片碎成了蛛网。司徒倩看见戏箱的锁被撬开,里面滚出个黑铁盒子,引线正冒着青烟,火星像条红蛇往盒身爬,空气里飘着股硫磺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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