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氏地产总部的办公室里,百叶窗将晨光切成细长的碎片,落在积了薄尘的红木书桌上,在文件上投下明明灭灭的光影。
许峰指尖划过一叠泛黄的文件,纸张边缘已经发脆,油墨味混着樟木箱特有的樟脑气息漫开来,带着股陈旧的时光味道,像忽然打开了尘封多年的记忆匣子。
三天前,他从医院接回父亲的遗物,几个深棕色的樟木箱堆在角落,铜锁已经氧化发黑,箱身带着细微的磕碰痕迹——那是早年搬运时被码头工人不慎撞到的凹痕,父亲总说“是老伙计了,带着点伤才实在”,此刻看来,仿佛真装着父亲半生的秘密,沉甸甸的。
“喝口茶吧,还是热的。”司徒倩端着两杯普洱走进来,青瓷茶杯底沾着点茶渍,在桌面上留下浅浅的水痕。
她今天穿了件浅灰色的针织衫,是许峰上次陪她去尖沙咀百货公司买的,袖口卷到手肘,露出细白的手腕——那是许峰前几日送她的玉镯,温润的光泽衬得皮肤愈发剔透,玉镯碰在茶杯上,发出清脆的“叮”声。
“陈宇刚才传呼说,廉政公署那边已经开始审核许振海的案子了,有些细节需要核实,让我们准备好补充材料,随时可能要过去一趟。”
她把其中一杯推到许峰面前,杯壁上凝着的水珠顺着杯身滑下,在桌面上洇出一小片湿痕。
许峰接过茶杯,指尖触到温热的杯壁,暖意顺着指尖漫上来,才觉得驱散了些许清晨的凉意。“振海叔父在机场倒下前,手里还攥着那封密函,指节都泛白了。”
他低头啜了口茶,普洱的醇厚在舌尖漫开,带着点回甘,“我总觉得,他还有话没说完,那些没说出口的,或许就藏在这些旧东西里。”
他起身走到樟木箱前,铜锁上的钥匙孔里积了灰,他用指甲抠了抠,金属摩擦发出细碎的声响,打开最上面的箱子,里面整齐叠着父亲的西装,深色的、浅色的,都熨烫得平平整整,领口处别着一枚褪色的徽章。
而且,这是早年在英国留学时的校徽,金色的边缘已经磨成了银色,边角处还能看到父亲用钢笔补画的纹路。
司徒倩走到他身边,目光落在箱底的一本牛皮笔记本上,封面是磨砂的,上面烫金的“许”字已经磨得模糊,边角都卷了起来,露出里面的纸芯,像是被人反复摩挲过。
“这是什么?”她伸手想拿,指尖刚要碰到,许峰却先一步将笔记本抽了出来,纸张边缘已经发脆,像干枯的树叶,翻动时发出“沙沙”的轻响,生怕稍一用力就会碎掉。
“是我父亲的日记。”许峰的声音有些发紧,喉结动了动。他从小就知道父亲有记日记的习惯,书桌抽屉里总锁着一本,但从未见过这本——牛皮封面被摩挲得发亮,边角磨损严重,显然被翻阅过无数次,带着主人的温度。
而第一页的日期却是在1975年3月12日,钢笔字遒劲有力,笔画间透着股年轻时的锐气,与晚年父亲因生病而颤抖的笔迹判若两人。
“今天振海第一次来公司,穿了件洗得发白的的确良衬衫,袖口卷得整整齐齐,露出的手腕上还有道刚结疤的伤口,他说是来的路上帮人搬东西蹭的。接着,他又说想跟着我学做地产,眼神亮得像星星,说要让香江的普通人都住上宽敞的房子。”
许峰轻声念着,指尖在“振海”两个字上停顿,指腹蹭过纸面,能感觉到微微的凹凸,那是笔尖划过纸张时留下的力道,“原来他们认识这么早,比我想象的还要早。”
司徒倩凑近看,日记里夹着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边缘已经有些卷曲,用透明胶带粘着,胶带的黏性早已减弱,轻轻一碰就微微翘起。
她看着照片上,年轻的许父站在工地前,穿着蓝色工装,笑容爽朗,而身边有一个青年眉眼开阔,也穿着工装裤,裤脚沾着泥,笑容里带着青涩和憨厚——正是年轻时的许振海,和后来那个在经商场面上精明算计的形象判若两人。
“那时候他看起来……很正直,眼里有光。”她喃喃道,想起在机场见到的那个面色苍白、浑身是血的老人,心口忽然发堵,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喘不上气。
两人并肩坐在沙发上,沙发套是深色的,上面沾着点灰尘,他们也没在意,一页页翻看着日记。
而午后的阳光渐渐西斜,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在地上投下长长的影子,将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交叠在一起,像小时候玩的手影游戏。
这本日记里记载着许振海的成长:从最初跟着许父跑工地、记台账,拿着个小本子认真地记着建材的价格,连一颗钉子都不放过,旁边还画着小小的简笔画标注钉子的型号;到后来独当一面,负责重庆大厦的改造项目。
并且,还在日记里写着“振海说,要把重庆大厦改得亮堂些,让那些从内地来的移民住得舒服点,不能让他们觉得被欺负”。
又在1980年的一页里,许父写道:“振海今天跟我争执,说重庆大厦的租金不能涨,那些移民本来就不容易。我说公司要盈利,他急得脸都红了,说‘赚钱也得有良心’。这话像我年轻时说的,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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