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幕：从带老朱看南京大屠杀开始 第39章 再造华夏的淮右布衣

这位乞丐皇帝不仅打下了江山，更完成了一场跨越元朝近百年统治的文化“拨乱反正”，其影响之巨，让后世子孙受益，也让万朝的看客们议论纷纷。

朱元璋建立大明的时候，燕云十六州已经丢失400余年，整个北方已经丢了近300年，距离南宋灭亡也过去了近百年，若不是这位驾崩后令孙权看门的洪武大帝横空出世，封禅紫金山巅，昭告日月苍穹，再过百年，天下又有谁人知唐诗宋词？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深感元朝近百年统治下“胡俗浸染，汉风凋零”。他率先从最直观的衣冠服饰下手，强力推行“衣冠复古”。他下诏“复衣冠如唐制”，废除元朝遗留的“胡服”、“胡发”，甚至规定男子恢复传统发髻，女子摒弃胡装。据说为了推广，他还亲自审定样板，让官员穿着新制汉服“走秀”示范。有野史笑谈，某地一位乡绅因偷偷藏了顶元式帽子被举报，结果被罚穿着这顶帽子游街三天，引得街坊邻居纷纷围观调侃，自此再无人敢蓄胡服。这套服饰改革，不仅让中原百姓重拾“峨冠博带”的汉家仪容，更从外观上迅速抹去了元朝的异族统治印记，重塑了民族的文化自信。

在语言姓名方面，朱元璋也下了大力气。他命人编纂《洪武正韵》，规范音韵，大力推广汉语，压制蒙古语等“胡语”在官方和民间的使用。同时，他严禁胡姓，鼓励甚至强制那些在元朝时期改了蒙古式名字的汉人恢复汉姓。于是，朝堂之上和市井之间，“王保保”、“李察罕”这样的名字逐渐消失，重新变回“王某某”、“李某某”。这一系列操作，使得汉文化的载体得以纯化和延续。

面对元朝时期一度被边缘化的儒家礼制，朱元璋给予了极高重视。他恢复并强化科举制度，以四书五经为核心取士，使儒家思想重新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支柱。他制定《大明集礼》，详细规范了吉、凶、军、宾、嘉五礼，试图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重新纳入传统的汉族礼法框架之中。尤其是废除并严禁元朝时期流行的“收继婚”等胡俗（如兄终弟及娶其嫂），大力恢复和强调汉家的伦理观念。这些措施，系统性地重建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社会秩序与道德规范。

在政治制度上，朱元璋也力图体现“恢复中华”的色彩。他废除元朝的行省和中书省制度，罢黜丞相，权分六部，虽然后世看来是极端的中央集权，但在当时，某种程度上也是试图回归到他心目中汉唐以来（尽管唐宋有宰相）的“皇帝直管”模式（当然他的做法更为彻底和极端）。地方上设立“三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相互牵制，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避免再次出现藩镇割据或异族势力渗透的可能。这一系列政治架构的调整，旨在确保汉人政权的高度统一和稳定。

或许是因为早年亲身经历元末民不聊生的痛苦，朱元璋在经济政策上也格外体恤汉民百姓。他推行休养生息，奖励垦荒，兴修水利，减轻赋税，使得中原经济在战乱后得以迅速恢复。这些政策不仅安抚了民心，巩固了统治，更让广大汉族民众从实际生活改善中感受到“汉人天下”的好处，从而增强了对新兴明王朝的认同感。

朱元璋“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成功及其后续的文化复兴政策，极大地激发了汉民族的民族意识和自豪感。它宣告了汉人不再是元朝等级制度下的“第三、四等人”，而是国家的主人。这种精神层面的解放和重塑，其意义甚至超越了单纯的政权更迭，影响极为深远。乃至数百年后，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时，仍从中汲取灵感，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

当然，朱元璋的某些措施也带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和**色彩，例如其严刑峻法、大兴文字狱、高度集权等。但总体而言，他通过一系列强有力的手段，较为成功地清理了元朝统治带来的异族文化影响，快速重建了以汉文化为主体的社会秩序，奠定了明朝近三百年的统治根基，也让汉文明得以延续和发展。其恢复汉家正统的努力，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记。

万朝时空的观众们看罢，反应各异。秦始皇嬴政或许会颔首：“善！书同文，车同轨，易服色，定礼制，此乃确立正统之要义！” 汉高祖刘邦可能咧嘴一笑：“这小子行啊！不光会打天下，还会收拾人心，把老刘家这套又给擦亮堂了！” 唐太宗李世民可能评价更为中肯：“虽手段刚猛急切了些，然于重振华夏衣冠、凝聚人心，功莫大焉。” 而那位元朝的建立者忽必烈若看到此幕，心情恐怕会颇为复杂。

无论如何，这天幕清晰地展现了一点：朱元璋不仅是一位开国帝王，更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为汉文化的延续和复兴起到了关键作用的人物。其恢复汉家正统的举措，深深影响了后世中国的文化走向和历史进程。

朱元璋的眼界一直为后世所诟病，毕竟他的下一代是皇帝的儿子，而他本人只是老农朱五四的重八。

朱元璋为保朱明江山永固，可谓操碎了心。他亲自编订《皇明祖训》，事无巨细，从“不准设丞相”到“不准宦官干政”，从“后宫不得干政”到“亲王训兵待命”的规矩，都写得明明白白，恨不得把后代儿孙每一步怎么走都规划好，最后还撂下狠话：“后世敢有方改更祖法者，即以奸臣论无赦！”他理想中的朱家皇帝，应该是勤政爱民、大权独揽、严守祖制的模范。

然而，老朱家的后代皇帝们，似乎集体得了“祖训选择性阅读障碍症”。首先在“丞相”这事上，他们倒是异常“听话”。朱元璋废了丞相，他们真就再不设了。但架不住活儿太多干不完啊！于是永乐帝朱棣搞出了个“内阁”，起初只是个秘书班子，但逐渐演变成实际上的行政中枢，到了后来，内阁首辅的权力堪比丞相，严嵩、张居正等权臣辈出。这操作，堪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顶级范例。

明太祖朱元璋定下的种种“祖宗家法”及其在后世子孙手中的“花式变形记”，若是看到他的《皇明祖训》被后代皇帝们如此“灵活运用”，怕是要气得从孝陵里坐起来。

在“宦官干政”这条上，子孙们更是把祖训当成了“摆设”。明英宗朱祁镇宠信王振，导致“土木之变”，差点把大明提前送走。正德朝的刘瑾、天启朝的魏忠贤，更是权倾朝野，被称为“九千岁”，搞得朝廷乌烟瘴气。朱元璋严禁宦官识字干政，但他的曾孙宣德帝朱瞻基却特意设立“内书堂”，专门教太监读书写字，简直是“精准踩雷”。

至于朱元璋强调的“勤政”，后代皇帝更是将其抛诸脑后。嘉靖帝朱厚熜沉迷道教炼丹，天天琢磨长生不老，几十年不上朝；万历帝朱翊钧同样深居内宫，开启了漫长的“怠政模式”；天启帝朱由校则沉醉于木工手艺，把朝政丢给大太监魏忠贤。这几位爷，用实际行动完美诠释了什么叫“躺平式治国”。

面对这幅“祖训崩坏图”，若是能让大明历代皇帝对着天幕发声，他们的“感慨”想必精彩纷呈：

永乐帝朱棣（略显尴尬地辩解）：“咳咳…父皇息怒！儿臣设立内阁，实乃国事繁重之权宜之计！且儿臣五征漠北，七下西洋，扬我大明国威，未尝堕了父皇的威风！这…这‘亲王训兵待命’，儿臣也是依祖训行事嘛…”（内心oS：我自己就是“清君侧”上位的，这祖训解释权…得灵活点儿。）

嘉靖帝朱厚熜（一边炼丹一边慢悠悠道）：“祖训？谁是老祖宗？大明朝的老祖宗是成祖爷！况且朕乃天子，天道自有朕来揣摩。炼丹修道，祈求长生，不也是为了大明江山永续？况且严嵩虽贪，却也能替朕分忧…至于朝政嘛，不是有内阁票拟，司礼监批红么？”（一副“朕已得道，凡尘俗务不必烦朕”的超然模样。）

万历帝朱翊钧（躲在深宫，一脸不耐烦）：“张居正倒是依祖训了，勤政！可结果呢？管朕管得那么严！朕亲政后，才发现国库都被他折腾空了！朕不过想立个喜欢的儿子当太子，那帮文官就天天拿祖制压朕！罢了罢了，朕谁也不见，谁也甭想管朕！”（将“摆烂”进行到底。）

天启帝朱由校（正专心刨木头，头也不抬）：“魏公公办事，朕放心！朕这木工活儿，可是正经手艺！皇爷爷说过要‘慎国政’，朕这是…这是以身作则，不瞎干预！对吧，魏公公？”（一旁魏忠贤连忙谄媚称是。）

崇祯帝朱由检（煤山上，泪流满面，悲愤交加）：“皇祖父！您看看！您看看这满朝的蛀虫！朕十七年兢兢业业，宵衣旰食，不敢有丝毫懈怠！朕穿打补丁的龙袍，吃粗茶淡饭，可那些口口声声守着祖训的文官，个个贪腐成性！朕想南迁，他们骂朕违背‘天子守国门’；朕加饷练兵，他们又说朕盘剥百姓！这祖训…这祖训到头来，竟成了捆住朕手脚的绳索！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啊！”

（其声凄厉，闻者动容。）

朱元璋的《皇明祖训》，本意是护佑朱明江山的万能宝典，最终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束缚后世皇帝的紧箍咒，甚至被一些人当作党同伐异的工具。他力图通过制度设计避免前朝弊端，但极度集权的人治模式，使得帝国的兴衰过度依赖皇帝个人能力与品德。当后代皇帝能力不济或兴趣他移时，大权便不可避免旁落至宦官或权臣手中。明朝的最终灭亡，固然有诸多外部因素，但其内部制度的僵化与祖训在实际执行中的异化，无疑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这天幕盘点，让万朝时空的看客们唏嘘不已。秦始皇嬴政或许会冷哼：“法度严明固然重要，然世事变迁，岂能一纸祖训定万年？” 唐太宗李世民可能慨叹：“制律当存其纲，而行之需合其时。如此拘泥，反受其害。” 汉高祖刘邦大概会挠头笑道：“俺老刘家就没这么多规矩！看来这当祖宗太操心，儿孙也未必买账啊！”

但也正因为传承亲爹大家长精神的朱重八，大明皇室除了叔侄不合外，是最有人情味的皇室。

而要说老朱家的人情味，首推太祖朱元璋与马皇后的“布衣情深”。朱元璋虽贵为天子，但在马皇后面前，偶尔也得“认怂”。传闻马皇后立下规矩，皇帝晚上不准进食，怕伤脾胃。这可苦了朱元璋，他有时馋虫上来了，竟会偷偷换上太监服，溜进御膳房找吃的，自称“新来的厨子阿朱”。

有一次正啃着鸡腿被马皇后抓个正着，油嘴滑舌地辩解是“皇上托梦说饿了，命小的代他吃一口”，逗得马皇后哭笑不得，最后只好特许他“每月三次，品类不得过于油腻”的夜宵额度。这份带着烟火气的互动，让后世皇帝看了都忍俊不禁。

然而，老朱家的叔侄关系，却似乎是中了什么“魔咒”，总在权力交接时上演“全武行”。最着名的莫过于燕王朱棣与建文帝朱允炆的“靖难之役”。建文帝登基后，深感各地藩王叔父们势力过大，尤其忌惮四叔朱棣，于是大力削藩。这彻底激怒了朱棣，他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起兵，经过四年血战，最终攻入南京，夺了侄子的江山。建文帝自此下落不明，成为历史谜案。朱棣的成功，在于他有效联合了其他对削藩不满的藩王势力，并赢得了相当的政治和民心支持。

仿佛历史轮回，朱棣的次子汉王朱高煦，也学父亲搞了一出“叔侄相争”。朱高煦自恃战功赫赫，对父亲传位给兄长朱高炽（明仁宗）极为不满。仁宗早逝，其子朱瞻基（明宣宗）即位后，朱高煦便起兵造反。但他缺乏父亲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才能，未能有效联合其他势力，其行为也被普遍视为**裸的造反叛乱，很快就被明宣宗亲征平定。被俘后，朱高煦竟还“作死”地伸脚绊倒前来探视的宣宗，最终被愤怒的宣宗用铜缸活活烤死，结局惨烈。

除了这两对着名的叔侄，大明宗室里的叔侄龃龉也不少。例如天顺年间，唐王朱琼炟与其侄新野王朱芝城因家务事（如郡主仪宾的住所问题）闹得不可开交，甚至互相上奏章攻击，搞得明英宗不得不亲自出面调解，下敕告诫诸王要引以为戒，不得干预有司。

尽管叔侄间权力斗争残酷，但大明皇室内部并非全然冷血。朱元璋虽对功臣严厉，但对子孙却极为呵护，制定了详尽的《皇明祖训》以期保障朱家子孙永享富贵。宗室子弟生下来就有禄米，一辈子由国家养着。这种“包养式”的亲情，虽然造就了大量碌碌无为的宗室成员，但也确实体现了朱元璋作为“家族大家长”的一面。

若让大明后世的皇帝们对此发表感慨，那场面定是五味杂陈：

?明成祖朱棣（或许会略带一丝复杂情绪）：“朕起兵‘靖难’，实乃不得已而为之。允炆孩儿年轻，受奸臣蛊惑，削藩操之过急。朕虽得天下，然骨肉相残，终非幸事。望后世子孙以天下为重，莫使叔侄再生嫌隙。” 这话里，既有为自己正名的意味，也透着一丝难以言说的愧疚。

?明宣宗朱瞻基（谈及朱高煦，可能更多是恨铁不成钢与无奈）：“高煦二叔勇武有余，而智谋不足，更缺仁德。朕本欲保全其性命，奈何其性情乖张，屡教不改，终至喋血宫闱，实乃家族之大不幸。” 处死亲叔的阴影，或许一直伴随着他。

?明孝宗朱佑樘（作为一代仁君，可能更感伤）：“一家之和，贵在包容互谅。天家虽重礼法，亦不可全然摒弃人伦温情。若皇祖叔侄皆能各守其分，相忍为国，又何来这许多憾事？”

?（若有某位后期明帝慨叹）：“哎，咱老朱家啊，说起家常比谁都热乎，可一到那龙椅宝座跟前，叔叔侄儿们就常红了眼。这大概是咱朱家最难解的‘家愁’了。”

纵观大明皇室，其人情味体现在开国皇帝与皇后的布衣情深、对宗室子弟“包养”式的呵护，以及那些充满生活气息的日常互动中。然而，帝王的家的亲情，终究难以摆脱权力的阴影，叔侄间的猜忌与斗争成了大明王朝家族政治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为其“人情味”添上了一抹复杂而悲壮的色彩。

最终，天幕对朱元璋给出了一个多元的评价：他结束了元朝的统治，恢复了汉人政权，实现了全国统一；采取系列措施促进经济恢复发展，社会渐趋稳定；加强中央集权，为明朝长治久安奠定基础。但他也因大肆诛戮功臣造成政治恐怖氛围，其文化**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思想。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极具特色、功过皆十分鲜明的帝王。

当天幕光芒渐熄，万朝时空的观者们议论纷纷。明太祖朱元璋以其极致的反差人生——从赤贫到至尊，从慈悲到残忍，从雄才大略到猜忌多疑——在历史的长卷上留下了浓墨重彩又争议不休的一笔，引人无限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