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不是叉车王，我是仲氏明君 第249章 扶桑渡来人入太学，佛经首传洛阳城

武始八年的秋意，为洛阳城染上了层林尽染的绚烂。太学门前的古槐，叶片已半黄，在秋风中沙沙作响，仿佛在迎接一群特殊的学子。这一日，太学迎来了一批引人注目的新面孔——来自扶桑（日本）的首批“渡来人”。

这些年轻人约二十余人，身着与中原士子迥异的交领素袍，发式也颇为奇特，总角未冠，神情间混杂着长途跋涉的疲惫、对陌生环境的拘谨，以及难以抑制的求知渴望。他们便是在倭国使臣难升米归国后，由倭女王卑弥呼精心挑选、派来中华学习的菁英。为首的是一位名叫阿知野的年轻贵族，举止尚算从容，但其身后那些同伴，则不免对太学的宏大规模、往来士子的褒衣博带感到目眩神迷。

太学博士们早已接到朝廷谕令，对这些海外学子需一视同仁，但又需适当关照。负责接待的是一位性情温和的老博士，他引着阿知野等人办理入学手续，分配斋舍，并耐心讲解太学的规矩与课程。

“尔等初来，需先习《仓颉篇》、《急就篇》以正音、识字，通晓基础文义。而后，可随班听讲五经，由诸位博士分授《诗》、《书》、《礼》、《易》、《春秋》。若有疑问，可随时请教博士或同窗。”老博士捋着胡须，看着这些努力理解他话语的海外青年，语气放缓，“学业之余，亦需习射、御之术，通晓六艺，方为完人。”

阿知野等人恭敬地行礼，用尚显生硬的汉语应道：“谨遵先生教诲！”他们被安排与中原学子同住，虽语言、习惯多有不同，起初闹出些笑话，比如不习惯跪坐听讲，或对某些礼仪细节茫然无知，但太学风气相对开放，多数中原学子对这些远道而来的求学者抱持着好奇与友善的态度，倒也慢慢融洽起来。

课堂之上，当博士讲解《论语》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时，会特意看向这些扶桑学子，引来一片善意的轻笑。而当博士阐释《春秋》大义，强调“尊王攘夷”、“华夷之辨”时，阿知野等人则听得格外认真，眼中闪烁着思考的光芒，似乎在想如何将这些理念与他们遥远的岛国联系起来。他们如同干燥的海绵，拼命汲取着中华文化的甘霖，从文字到经典，从礼仪到思想。

几乎与此同时，另一股来自遥远国度的文化细流，也悄然浸润了洛阳城。数名肤色较深、身着赤色袈裟、剃除须发的天竺（印度）僧人，随着一支贵霜商队，历经千辛万苦，抵达了洛阳。他们带来了并非货物，而是几捆沉甸甸的贝叶经卷——上面刻写着古老的梵文。

这些僧人在洛阳西市附近，租下了一处僻静的院落，挂起了简单的标识。很快，“天竺神僧”、“宣讲佛法”的消息便在部分好奇的士民中传开。起初，只是些大胆的市井之徒或对异域文化感兴趣的士子前去窥探。僧人们通过通译，结结巴巴地尝试讲解“四圣谛”、“八正道”、“因果轮回”、“慈悲喜舍”等基本教义。

消息不可避免地传到了宫中。这一日，袁术在听取完太子袁耀关于近日政务的汇报后，特意问起了此事。

“朕闻有天竺僧人至洛阳，宣讲佛法，耀儿可知其详？”

袁耀躬身答道：“回父皇，确有此事。儿臣已命人查探，彼等所传教义，大抵言人生皆苦，需断除**，修行向善，方得解脱，往来世于极乐净土。其说与我儒家之积极入世、道家之清净无为，皆有不同。”

袁术沉吟不语。他来自后世，自然知道佛教将在中华大地产生何等深远的影响。此刻，他面临一个抉择：是如历史上某些帝王般将其视为“夷狄之教”加以排斥，还是秉持开放心态，允其传播？

片刻后，他缓缓开口，既是对袁耀，也是对侍立在侧的鲁肃、张昭等重臣说道：“昔孔子入太庙，每事问。老子亦云：‘知常容，容乃公。’天竺虽远，其能立教流传，必有其理。朕观其教义，虽言空幻，然其劝人向善、戒恶修心之旨，于教化百姓，或可补王化之不足。”

鲁肃谨慎地接口：“陛下胸怀四海，圣虑深远。然则，夷教入华，恐其教义与吾忠孝王道有所扞格，不可不防。”

张昭也道：“确需引导，使其符合中土伦常。”

袁术点头：“二卿所虑甚是。可传朕旨意：天竺僧人，既至中土，准其译经传法，朝廷不予阻挠。然，其所有经义讲解，需由鸿胪寺选派通晓梵汉之学者参与译介，务使其教义阐释，符合‘忠君、爱国、孝亲’之我朝根本！若有悖逆伦常、煽惑人心之言，必予禁绝！”

这道旨意，既体现了包容，又牢牢掌握了主导权。很快，在朝廷的默许甚至一定程度的管理下，天竺僧人在洛阳的传法活动得以正式展开。鸿胪寺的学者介入后，佛经的翻译开始系统化，初期选择的经典多侧重于伦理教化与禅定修行。僧人们被要求在学习汉语和中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传法，强调佛法与儒家孝道、忠义的相通之处。

于是，在武始八年的洛阳，呈现出一种奇特而和谐的文化图景：太学之内，扶桑“渡来人”与中原士子一同朗声诵读儒家经典，学习中华礼仪制度；而在城西那处小小的佛寺（或许只是改建的精舍）内，青烟袅袅，梵呗初响，天竺僧人与少数中原信众开始共同探讨着关于因果、轮回与慈悲的奥义。

袁术在一次微服出访时，甚至远远地看到了那处佛寺。他没有进去，只是驻足片刻，听着风中隐约传来的、不同于儒道两家的诵经声，嘴角泛起一丝意味深长的笑容。他知道，文化的融合与碰撞已然开始，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扶桑学子带来的将是海外对中华文明的仰慕与学习，而天竺佛法的传入，则将给中原文化注入新的元素。如何引导这股外来文化的溪流，使其汇入中华文明的浩荡江河，而非成为决堤的洪水，将是对他及其继承者智慧的考验。这一刻的洛阳，真正成为了四海思潮交汇之所，为“武始之治”的盛世，增添了更加多元、开放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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