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不是叉车王，我是仲氏明君 第245章 察举遗贤与科举并行，缓和士族离心力

武始七年的春闱，洛阳城仿佛一锅煮沸的水，涌动着年轻士子们的希望与焦灼。太学门前，来自天下各州的举人排成长龙，等待着决定命运的会试。他们大多衣着朴素，却目光灼灼，怀揣着通过文章改变命运的梦想。空气中弥漫着墨香、汗味与一种名为“前途”的紧张气息。这是科举制度常态化后的第二次全国大比，已然成为帝国选拔人才最耀眼、最主流的通道。

然而，就在这科举盛事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一道由皇帝亲颁、经由司徒府下达的诏书，也悄然送到了各州郡长官的案头。这道诏书的内容，与眼前这千人竞渡的场面颇有些格格不入，却又微妙地与之并存。

诏书曰：“朕闻野无遗贤，乃成治世。科举取士，广开才路，然山林岩穴之间，岂无抱璞怀瑾、德行高洁、素着乡评而耻于干进者乎？着令各州刺史、郡守，悉心访查，若确有才德出众、声望卓着之隐逸贤达，可依古制‘察举’，具实上奏，朕将量才授职，使野无遗才，朝得益友。”

这道诏令，如同在奔腾的科举洪流旁，悄然开辟了一条静谧的溪流。它没有大张旗鼓地宣扬，却在特定的圈子里激起了不小的涟漪。

在洛阳城西一处清幽的宅院内，几位须发皆白、身着宽袖深衣的老者正在品茗弈棋。他们多是汝南、弘农等地的世家耆老，其家族在汉末曾显赫一时。其中一位，正是弘农杨氏的家主杨公。

“诸位可听闻了陛下的新诏？”杨公落下一子，语气平淡，眼中却有一丝难以察觉的波动。

对面一位来自汝南的老者哼了一声，带着些许酸意与不甘：“察举遗贤？哼，不过是陛下见科举寒门蜂拥，怕我等旧家心生怨望，给的一点安抚罢了。如今太学里坐着的，市井中叫卖的，都能凭几篇文章与吾等子孙同列朝班，这成何体统！”

另一人则相对冷静，捋须道：“虽是安抚，却也未尝不是一条路。科举之途，吾家子弟虽也攻读，然终究……不甚擅长。这察举，重德行乡评，正是吾辈所长。若能举荐一两位族中敦厚长者入朝，哪怕只是清贵闲职，也强过彻底边缘。”

他们的对话，道出了许多旧士族复杂的心声。科举像一把利刃，劈开了他们垄断仕途的特权，让那些他们曾经瞧不起的“寒门鄙夫”得以登堂入室。抵触、不甘、失落是真实的。但袁术的权威和科举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官僚体系更新，又让他们不敢公然反对。这道“察举遗贤”的诏书，恰在此时，给了他们一个体面的台阶，一个维系家族影响力的补充渠道。

并非所有士族都持此心态。在冀州清河，一位名叫崔琰（借用历史人物，时间线稍作调整）的名士，素以刚正清高着称，多次拒绝州郡征辟，言不妄发，行不苟且。刺史接到诏书后，第一个想到的便是他。使者带着厚重的礼物和诚恳的言辞上门，崔琰却只是淡然道：“琰乃山野鄙人，才疏学浅，不堪世用。况科举已开正途，天下英才尽可应试，何须察举我这老朽？使君美意，心领了。” 他宁愿保持其超然的身份，也不愿被视为需要“安抚”的对象。

而在江东吴郡，情况又有所不同。陆氏家族的一位旁支长者陆公纪，以孝友和学识闻名乡里，却因年迈且不擅科举时文，一直未曾出仕。吴郡太守（可能为顾雍等归附的江东士人）依诏察举了他。消息传到洛阳，司徒张昭（本身代表江东士族利益）对此乐见其成，在御前议及此事时，便对袁术说：“陛下，陆公纪乃江东硕望，品行高洁，举其为官，可显朝廷重德之意，亦能安江东士人之心。”

袁术高踞御座，听着张昭的禀报，心中了然。他推出这道诏令，目的非常明确。他看向侍立在侧的太子袁耀，似在教导，又似在自语：“耀儿，治国如烹小鲜，火候需恰到好处。科举如烈酒，能激发活力，涤荡陈腐，然其性太猛，若独尊此道，恐令旧有根基动摇过速，反生事端。这察举，便如文火，徐徐图之，能安抚那些一时难以适应新政的势力，使其不至离心离德。”

他顿了顿，继续道：“且天下之大，未必所有贤才都长于文章。或有德高望重，能教化乡里者；或有精于实务，却不擅辞章者。科举取其才学，察举补其德行与声望，二者并行不悖，方能使选才之网，疏而不漏。”

太子袁耀躬身道：“父皇圣明。如此一来，既坚持了科举正道，又示天下以包容，确为良策。”

于是，在接下来的数月里，各地陆续有一些被“察举”的“遗贤”被送至洛阳。他们大多年岁较长，举止儒雅，名声很好，但具体政才如何，却有待观察。袁术亲自接见了其中几位代表性人物，如被举荐的陆公纪，以及一位以孝行闻名的太原王姓老者。交谈之下，发现他们虽无惊世之才，但言谈举止，确有一股沉稳敦厚之气，于经义亦有独到见解。

袁术依照其名声和特点，授予了他们诸如“光禄大夫”、“谏议大夫”之类的清要散官，或“国子博士”等学官职位。这些官职品阶不低，地位清贵，却并无太多实际行政权力，更多是一种荣誉和象征。

此举效果立竿见影。那些原本因科举而倍感压力的旧士族，见皇帝并未完全抛弃他们赖以立身的“德行”和“乡评”标准，家族中依然有人能通过这条“老路”获得朝廷的认可和官职，心中的怨气与不安果然消弭了不少。虽然他们明白，科举才是未来的大势所趋，家族子弟仍需努力攻读以应科考，但至少，皇帝给了他们体面和缓冲的空间，没有将他们彻底逼入墙角。

朝堂之上，也因此增添了几分不同的色彩。一边是通过科举晋身的年轻官员，他们充满锐气，熟知律法、算学等新政内容；另一边则是通过这些“补充渠道”入朝的清望之臣，他们更注重礼仪典章，言谈引经据典。双方在理念、处事上难免有差异，但在袁术的掌控和鲁肃等重臣的调和下，倒也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与互补。

科举的洪流依旧奔腾向前，承载着帝国未来的希望；而“察举遗贤”这道诏令，则如同岸边坚韧的藤蔓，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住了可能因剧烈变革而崩裂的土壤。袁术用这种并行的方式，既坚定不移地推进着选官制度的革命，又巧妙地缓和了改革带来的阵痛与离心力，展现了一位成熟统治者高超的政治手腕。这新旧交织的选官图景，也成为了“武始之治”盛世下，一幅耐人寻味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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