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的云南,仿佛是被遗忘在战争喧嚣之外的孤岛。群山连绵,云雾缭绕,古老的马帮铃声与近代工业的汽笛声在红土高原上交织,构成一幅奇异而矛盾的画卷。
在这片边陲之地,一条钢铁巨龙——滇越铁路,如一条倔强的动脉,蜿蜒穿行于崇山峻岭之间,最终在南溪河畔,以一座宏伟的钢铁大桥,一头扎入法属越南的密林,另一头则深深扎根于中华的沃土。
大桥南岸,一片刚刚开辟出的营地里,升起袅袅炊烟。这里便是知世和他率领的“抗日自卫队”的根据地。
知世,一个年仅十一岁的女孩,却有着与年龄极不相称的沉稳与锐利。
她身着一件白色的苗族服饰,腰间别着一把佩剑,眼神清澈。
自卫队的处境是艰难的,没有国民政府的番号,更没有一分钱的军饷。
为了活下去,为了这支队伍能继续存在,知世与队员们想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办法——合资做生意。
他们利用滇越铁路的便利,将从内地收来的山货、药材,运到越南去卖,再换回布匹、盐巴、甚至是紧缺的药品。
利润分成,一部分作为公共开销,购买弹药和补给,剩下的则归队员自己。这支队伍,与其说是一支军队,不如说是一个以保家卫国为共同目标的武装合作社。
然而,他们刚刚在南岸扎稳脚跟,麻烦便不请自来。
那是一个闷热的午后,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泥土气息。一队穿着蓝灰布军装的士兵,大摇大摆地从大桥北岸走来。
他们军容不整,吊儿郎当,为首的军官约莫三十来岁,歪戴着军帽,嘴里叼着烟,眼神里满是倨傲与贪婪。
这是滇军的一支小股部队,名义上隶属于国民政府,实则占山为王,是云南地界上名副其实的“路霸”。
他们控制着铁路沿线的要道,对过往的商旅收取“保护费”,中饱私囊,早已将抗日大义抛诸脑后。
军官走到桥中央,停下脚步,用马鞭指着南岸的自卫队阵地,声嘶力竭地喊道:“那边的人听着!这里是滇军的防区,你们在此地驻扎,可曾报备?识相的,赶紧把保护费交上来,不然别怪我们滇军的枪子儿不认人!”
阵地上,自卫队员们面露怒色,手不自觉地按在了武器上。他们辛苦做生意赚来的钱,岂能白白送给这些兵匪?
知世从指挥部里走了出来,她小小的身躯在阵地上显得格外单薄,但她的声音却清亮而坚定,清晰地传过了河面:“这里是法国的土地,我们在此巡逻,无需向任何人报备。我们是抗日自卫队,只向日本鬼子收‘保护费’。你们要钱,去找日本人要去!现在,带着你的人,给我滚!”
这番话不卑不亢,逻辑清晰,却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抽在了那名军官的脸上。
军官脸上的傲慢瞬间被暴怒所取代,他涨红了脸,将嘴里的烟狠狠摔在地上,破口大骂:“小兔崽子,你敢教训我?给我打!”
滇军地方部队的士兵迅速展开队形,北岸山头与河岸的制高点上,架设好的“马克沁”重机枪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咆哮。
那冰冷的枪口喷吐着长长的火舌,7.92毫米的子弹如暴雨般倾泻而下,编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死亡之网。子弹“噗噗噗”地钻进泥土,击中岩石,溅起一片片碎石和烟尘。
自卫队的阵地在猛烈的火力压制下摇摇欲坠,沙袋被打得千疮百孔,队员们纷纷躲在岩石和掩体后,暂时抬不起头来。
“稳住!不要慌!”知世的声音在枪林弹雨中依旧冷静。
她迅速观察着敌情,北岸的滇军士兵正持着“中正式”或“汉阳造”步枪,从两侧山梁上向下俯射,与重机枪形成了交叉火力,企图将自卫队彻底压制。
“机枪组,压制对面步兵!迫击炮组,火箭筒手,瞄准那个重机枪阵地!给我拔掉它!”知世的命令简短而明确。
“收到!”机枪手们立刻回应。三挺捷克式轻机枪从隐蔽的火力点中探出枪口,它们旁边整齐地码放着满满的弹夹。
随着一阵阵清脆的点射和连发,猛烈的火舌瞬间压住了滇军步兵的嚣张气焰。
捷克式轻机枪精准而致命的火力,让那些原本以为胜券在握的滇军士兵猝不及防,纷纷抱头鼠窜。
与此同时,两门60毫米迫击炮开始调整角度。炮手们动作娴熟,装填、瞄准、发射,一气呵成。
“嗖——嗖——”两声尖利的呼啸划破长空,炮弹如长了眼睛一般,飞过宽阔的河面,精准地在滇军重机枪阵地附近炸开。
巨大的冲击波和四散的弹片,瞬间让那挺“马克沁”哑了火。
然而,最致命的攻击来自火箭筒手。一名队员扛着一具造型奇特的RPG-7火箭筒,从侧翼的掩体后站起,冷静地瞄准了那个刚刚被炮火覆盖的阵地。
他扣动扳机,一道火光直扑目标,伴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滇军苦心构建的重机枪阵地被彻底掀翻,火光、浓烟和残肢断臂一同飞上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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