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谧花园”事件,如同在看似平静的湖面下引爆了一颗深水炸弹。七位德高望重或正值盛年的公民,以如此理性、如此决绝、又如此公开的方式“自主归零”,其引发的冲击波远远超出了事件本身,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将“死亡权利”这个沉重无比的议题,**裸地抛在了整个文明面前。
欧文教授临终前那番关于“毕业典礼”、“生命意义”和“永恒牢狱”的言论,被零号客观记录并(在林风和伊芙琳的默许下)未加删减地在一定范围内流传开来。它们不再是地下教派的隐秘教义,而是变成了公共领域无法回避的哲学拷问。
社会舆论瞬间被撕裂了。
希望要塞的公共信息平台上,前所未有的激烈辩论席卷了每一个角落。支持者与反对者泾渭分明,情绪激动,言辞尖锐。
反对者的声音高昂而充满道德使命感:
“这是文明的倒退!是彻头彻尾的懦弱行为!”一位德高望重的传统伦理学家在公开论坛上痛心疾首,“我们刚刚战胜了灭绝的威胁,迎来了物质的极大丰富和生命的极大延长,他们却要主动放弃这来之不易的一切?这是对牺牲者的背叛,对生命本身的亵渎!”
“绝对不能立法允许!”一个拥有庞大信徒基础的、新兴的“生命礼赞教”领袖宣称,“生命是‘永恒金灯’与守护者赐予的最神圣礼物,自主结束生命是对这份恩赐的践踏!我们必须引导他们,用爱、用艺术、用新的追求去填补空虚,而不是打开‘自杀合法化’这个潘多拉魔盒!”
“想想那些还在与病痛挣扎的人!想想那些在‘大寂灭’中失去亲人、渴望多活一天的人们!”社交媒体上充斥着这样的声音,“他们拥有健康、拥有时间,却如此‘奢侈’地谈论虚无和意义?这是何等的无病呻吟!立法允许?那将传递怎样可怕的信号?”
许多经历过最黑暗年代、对生命有着近乎执着眷恋的老兵和幸存者,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怒和不解,认为这是对过往所有牺牲和奋斗的否定。
而支持“死亡权”的一方,声音同样坚定,带着一种清醒甚至悲壮的色彩:
“生命权包含选择如何以及何时结束生命的权利!”一位知名的自由主义哲学家撰文反驳,“当生命只剩下无尽重复的痛苦(无论是物理的还是精神的),当个体在清醒理智的状态下判定自己的存在已无意义时,强迫其继续存在,难道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残酷吗?”
“欧文教授他们并非懦夫!”一位曾是欧文学生的中年科学家在访谈中激动地说,“他们是先驱,是用自己的生命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我们迟早要面对的问题:当生存不再是问题,我们为何而活?他们选择‘毕业’,正是对生命负责的表现!法律应当尊重这种基于理性的终极选择。”
“这不是鼓励自杀,而是赋予尊严!”一个由部分医护人员、心理工作者和“终末教派”温和转型者组成的“尊严终点联盟”提出他们的核心观点,“我们应该建立严格的审查和辅助程序,确保选择者是出于自愿、理性且长期稳定的决定,而非一时冲动或可治疗的精神疾病。这是文明对个体自主权的最高尊重,是摆脱原始生命观、走向更高级伦理形态的必经之路。”
“想想看,如果我们连结束的权利都没有,那这被无限拉长的生命,与被判了无期徒刑有何区别?”网络上一个广为流传的匿名帖子写道,“我们感激守护者带来的生存保障,但生存不应是唯一的目的。自由,包括离开的自由。”
民间的情绪也空前对立。朋友反目,家庭分裂,公共场合的争论时常演变为肢体冲突。社会秩序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一种源于价值观根本对立的无形裂痕,在文明的肌体上蔓延。
希望要塞的议会大厅,更是变成了没有硝烟的战场。议员们分成泾渭分明的两派,辩论从日出持续到日落,言辞激烈,互不相让。
“立法?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后果不堪设想!会有多少一时想不开的人因此走上不归路?”
“不立法?难道我们要眼睁睁看着更多像欧文教授这样的人,用非法的、可能更危险的方式寻求‘解脱’?‘静谧花园’的悲剧还要重演多少次?”
“这是对文明根基的动摇!一个鼓励……或者哪怕只是允许公民自我了结的文明,还有未来吗?”
“一个连公民终极自主权都拒绝尊重的文明,才是没有未来的!这关乎自由,关乎尊严!”
伊芙琳作为执政官,承受着来自双方的压力。她深知这个议题的复杂性和深远影响,任何轻率的决定都可能将文明推向不可预知的方向。她组织了多次专家听证会,召集了伦理学家、心理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乃至神学家,试图找到一个平衡点,但分歧依旧巨大。
林风大部分时间保持着沉默。他穿梭于希望要塞的各个角落,有时出现在实验室与莉亚讨论技术问题,有时在港口与来自不同殖民地的普通人交谈,更多的时候,他只是静静地观察,用他那双洞察世情的异色眼眸,感受着这个文明在精神层面的剧烈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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