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内的震怒与无奈,最终被冰冷的现实所压倒。
崇祯皇帝朱由检,这位志大才疏、刚愎自用的年轻天子,在接连收到陕西告急、中原糜烂、辽东吃紧的奏报后,不得不痛苦地承认一个事实:朝廷已无力再在朔方这条战线上投入任何资源了。
继续强硬征剿,不仅胜算渺茫,更可能将这支能打敢拼的力量彻底推向对立面,甚至与辽东的后金或中原的流寇合流,那将是灭顶之灾。
经过朝堂上几番激烈的、甚至带着几分绝望色彩的争论,以周延儒为首的主抚派,终于艰难地占据了上风。
他们的理由很现实:与其耗费国力去攻打一个暂时只求自保的势力,不如暂时承认其存在,给予名分,进行羁縻,换取北方边境的暂时安宁,以便集中最后的力量去扑灭中原已成燎原之势的流寇烽火。
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春,一道明黄色的圣旨,在一队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护卫能力的钦差仪仗的簇拥下,历经长途跋涉,终于抵达了已是北疆焦点的野狐岭。
这道圣旨的措辞,充满了天朝上国特有的傲慢与不得已的妥协。
圣旨中,崇祯皇帝以一副“皇恩浩荡”、“宽宏大量”的口吻,“念尔等纠合流民,保境安民,抵御外虏,尚有微功”,故“特开天恩”,赦免朔方军民“此前聚众抗官、僭越不法之罪”,正式册封陈远为“朔方总兵官,挂征虏将军印,节制朔方诸军事”。
这等于在名义上承认了朔方都督府的合法地位,并将其纳入了明朝的官军体系。
但同时,圣旨也严词要求朔方军“恪守臣节,整饬兵马,听候朝廷调遣,共剿流寇,以报君恩”。
招安,终于来了。
但这纸诏书,与其说是恩赏,不如说是朝廷在遭遇惨重失败、内外交困之下,不得已而为之的缓兵之计和体面下的退让。
字里行间,充满了居高临下的施舍感和对未来控制的期望。
消息传开,野狐岭内外反应不一。
普通军民中有不少人松了口气,毕竟“招安”意味着被朝廷承认,不再是“反贼”,可以过上相对安定的日子。
但核心层却保持着高度的清醒。
宣读圣旨的钦差大臣,是一位姓王的礼部郎中,带着几分京官的倨傲。
他本以为,这群边陲的“草莽”见到天朝诏书,必定会感激涕零,山呼万岁,跪谢天恩。
他甚至在心中演练好了接受跪拜、宣读训诫的场面。
然而,当圣旨宣读完毕,陈远上前接旨时,场面却并未如他预期。
陈远只是微微躬身,双手接过圣旨,神色平静,甚至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审视,并未按照常规行三跪九叩的大礼。
王钦差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强压着不悦,端着官腔道:“陈总兵,皇恩浩荡,天威难测。
尔等蒙此殊恩,当恪尽职守,尽忠报国,何以……礼仪如此怠慢?”
他特意在“礼仪”二字上加重了语气。
陈远直起身,脸上露出一抹淡然的笑意,不卑不亢地说道:“钦差大人远道而来,辛苦了。
圣旨所言,关系朔方万千军民未来,非同小可。
岂能草率行事?还请钦差大人移步议事堂,我等详细商议这‘朔方总兵’该如何履职,这‘共剿流寇’又该如何施行。”
说罢,不等钦差反应,便做出一个“请”的手势。
王钦差心中愠怒,但见陈远身后秦玉凤、赵胜等将领按刀而立,目光炯炯,周围军容肃杀,心知此地非比寻常,强龙不压地头蛇,只得勉强压下火气,随着陈远步入戒备森严的议事堂。
落座之后,陈远并未寒暄,直接命人抬上几大箱厚厚的账簿和一张巨大的朔方及周边地图。
他指着这些物件,对王钦差说道:“钦差大人,朝廷既委任陈某为朔方总兵,节制诸军事,想必不是让陈某做个空头将军,带着弟兄们喝西北风吧?”
他语气平和,却字字千斤:“请问大人,朝廷计划拨付给朔方镇的粮饷每年几何?何时能够到位?
将士们所需的军械、甲胄、箭矢,由何处补给?
麾下将士此前浴血奋战,有功者甚众,朝廷的封赏如何落实?抚恤又如何发放?”
他走到地图前,手指划过漫长的边境线:“再者,朔方地广人稀,直面蒙古诸部与辽东强虏,欲保境安民,需修建堡寨、训练精兵、囤积粮草,这些开销,巨大无比。
朝廷是打算全额拨付,还是部分支持?
若朝廷无力支持,我这朔方总兵,又该如何向数万信赖我的军民交代?”
陈远这一连串的问题,如同连珠炮般,句句实在,句句戳中要害,却把王钦差问得目瞪口呆,额头冒汗。
他哪里知道这些具体细节?朝廷国库空虚得能跑老鼠,连京营的饷银都时常拖欠,哪有余钱来供养这支刚刚打垮了官军的“招安”军队?
这所谓的招安,本质上就是空手套白狼,给个名分,让其自生自灭,关键时刻能当炮灰用就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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