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陈王国“坐山观虎斗”的战略,如同一道无形的壁垒,将中原的血雨腥风暂时隔绝在外。
太原城内,政令畅通,军备整肃,民生安定,俨然一派乱世中的世外桃源景象。
然而,陈远和他核心的决策层,透过那源源不断从前线传回的、浸透着血与火的战报,清晰地感受到,整个华夏大地,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滑向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
神州陆沉的危机,已不再是史书上的遥远记载,而是迫在眉睫、触手可及的残酷现实。
崇祯十七年(1644年)夏秋之交,中原的战局以惊人的速度恶化,其惨烈程度,远超常人想象。
北线,清军攻势如潮。
摄政王多尔衮坐镇北京,展现出高超的政治手腕和军事才能。
他一方面打出“为明复仇”、“吊民伐罪”的旗号,礼葬崇祯帝后,大量任用明朝降官(如洪承畴、吴三桂等),竭力安抚士绅,稳定统治;
另一方面,则挥动军事铁拳,以雷霆万钧之势扫荡各方抵抗力量。
清军主力在豫亲王多铎、英亲王阿济格等悍将率领下,分路出击。
多铎一路南下,追击溃败的李自成大顺军残部。
这些曾经席卷中原的农民军精锐,在失去根据地、后勤断绝、士气低落的情况下,面对组织严密、装备精良、士气高昂的八旗铁骑,几乎不堪一击。
保定、真定、大名等重镇接连易手,顺军一溃千里,伤亡惨重,大量将领或降或死。
更令人发指的是,清军为了震慑反抗,巩固统治,在所过之处,屡屡实施惨无人道的屠城。
尤其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惨案的消息陆续传来(时间略有先后,此处为戏剧性集中表现),其手段之酷烈,场面之血腥,闻之令人发指。
繁华的江南都市,顷刻间化为鬼蜮,尸积如山,血流成河。
清军的暴行,不仅是为了掠夺财富,更是有系统、有目的的种族灭绝式恐怖统治,旨在从精神上彻底摧毁汉人的抵抗意志。
中线,李自成穷途末路。
丢失北京和北方根基的李自成,率残部退入湖北,试图与留守陕西的部将汇合,重整旗鼓。
然而,军心涣散,粮草匮乏,后有清军穷追不舍,前有明朝残余势力(如左良玉部)和地方武装的堵截,可谓四面楚歌。
曾经拥兵百万的“闯王”,如今身边只剩下数万疲敝之卒,在湖北一带流窜,惶惶如丧家之犬。
其覆灭,似乎只是时间问题。
西线,张献忠疯狂扩张。
趁中原大乱,“八大王”张献忠在湖广、四川等地大肆攻伐。
其军纪极端败坏,所过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尤其对士绅官宦进行灭绝性屠杀,其残忍程度比之清军有过之而无不及。四川等地,被他变成了人间地狱。
然而,这种极端暴虐的统治,注定无法长久,只能激起更强烈的反抗,使其陷入人民战争的泥潭。
南线,南明苟延残喘。
在南京陷落、弘光帝被俘后,南明残余势力先后在福建拥立唐王朱聿键(隆武帝)、在广州拥立桂王朱由榔(永历帝)等,继续打着明朝旗号抵抗。
但这些小朝廷内部党争激烈,军阀割据(如郑芝龙、左良玉等各怀鬼胎),力量分散,且缺乏雄才大略的君主和统帅,难以形成有效的抵抗力量,只能在清军和顺军的夹缝中勉强求生。
整个中华文明的腹心地带,已然陷入了空前的浩劫之中。
经济崩溃:连绵战火摧毁了农业和手工业,商业凋敝,千里沃野变成荒野,饿殍遍野,易子而食的惨剧随处可见。
文化浩劫:清军的“剃发易服”令开始强制推行(时间略有提前),以血腥手段摧残汉人的文化认同和民族尊严,“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恐怖政策,激起了惨烈的反抗和屠杀。
无数文人志士殉节,文化典籍被毁。
人口锐减:战争、屠杀、饥荒、瘟疫……导致人口以惊人的速度减少,许多地区十室九空,赤地千里。
一幅“神州陆沉,天崩地裂”的末日图景,血淋淋地展现在陈远和他的幕僚面前。
太原,晋王府密室。
气氛凝重得几乎能滴出水来。
柳如是诵读着最新传来的关于扬州屠城的详细报告,声音哽咽,几不能成声。
苏婉清看着各地流民涌入的统计数字和请求赈济的急报,面色苍白。
就连一向刚毅的秦玉凤,听到清军以孩童为靶、以孕妇赌酒的暴行时,也气得浑身发抖,一拳砸在桌子上:“禽兽!这群禽兽不如的建虏!”
陈远背对着众人,站在窗前,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身体微微颤抖。
他虽然来自后世,对这段历史有所了解,但当这些惨绝人寰的细节如此真实、如此密集地呈现在眼前时,那种源自血脉深处的愤怒、悲痛和巨大的危机感,依然如同海啸般冲击着他的心灵。
这不仅仅是王朝的更迭,这是一场文明存亡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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