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儿痘疹疫情的平息,以及随之而来的太医院与药石司之间从激烈对抗到初步融合的转变,如同一场高烧后的汗出,虽带走了病痛,却也留下了深沉的思考。林牧之在御书房那场调和孙思邈与华棠的谈话,看似只是处理一次具体的部门纠纷,实则触及了他长久以来萦绕心头的根本性问题:寒川倾举国之力推行的“科技兴邦”,其终极目的何在?科技这柄愈发锋利的双刃剑,究竟该如何驾驭,才能使其真正造福于民,而非反噬其身? 接连不断的内外挑战——资源危机、环境污染、社会矛盾、伦理争议、新旧观念碰撞——都迫使他必须超越具体的战术应对,从更高的哲学层面,为寒川的科技之路构建一套坚实的思想根基和行动指南。
这场关于国家战略灵魂的深刻思考,最终在一次特意安排的、范围极小的御前议政中,由林牧之亲自揭开序幕。与会者仅有内阁首辅王玄策、大将军郑知远、工造总局会办大臣陈烁、情报司主官皇甫嵩这四位核心重臣。地点选在了宫中收藏典籍、最为幽静的“文华阁”。
没有繁文缛节,林牧之屏退左右,开门见山,语气沉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分量:“诸卿,近日疫病之事,乃至此前种种,朕思之良久。我寒川自定‘科技兴邦’之策以来,攻城略地,利器频出,国势日盛。然,外有奥伦特强敌环伺,内有新旧之争、环境之困、人心之惑。朕常自问:我寒川究竟要成为怎样的强国?科技于此强国之中,又当居于何位? 今日召诸卿来,非为议具体政事,乃欲与诸卿探讨这‘科技’二字背后的‘道’与‘理’。”
四位重臣闻言,皆神色一凛,意识到这将是一场关乎国策根本的讨论。
老成持重的王玄策首先开口,他代表着稳健与秩序:“陛下,老臣以为,科技者,强国之器也。其用在于富国强兵,保境安民。犹如农人手中的锄头,兵士手中的刀剑,重在实用。故而,发展科技,当以于国有利为准绳,过于玄虚或易生弊端者,当慎之又慎。” 他的观点务实,强调科技的“工具性”和“实用性”。
大将军郑知远则从军事角度出发,声音洪亮:“陛下,王相所言极是!科技首先便是克敌制胜之利器!‘雷龙炮’、‘火龙炮’便是明证!若无此等利器,我寒川早已被群狼分食。故,科技之发展,必先满足国防之需,此乃立国之本!至于其他,皆可缓图。” 他的观点更侧重于科技的“武力保障”功能。
工造总局会办大臣陈烁,作为科技事业的直接推动者,目光更为热切和深远:“陛下,二位大人之言,皆在情理。然,臣以为,科技绝非仅是工具或兵器。它更是一种认知世界、改造世界的全新方式!显微镜下,可见前所未见之微生物;蒸汽之力,可驱前所未有之巨轮。科技拓展了我人族之眼界与力量边界。其意义,在于开启民智,解放人力,创造过去不敢想象之可能。故而,发展科技,需有探索未知之勇气与包容失败之胸襟,不可过于急功近利。” 他强调了科技的“启蒙”和“创新”价值。
情报司主官皇甫嵩阴鸷的声音响起,带着一贯的冷静与警惕:“陛下,科技之力,确可强国,然其风险亦巨。利器可伤敌,亦可伤己;新学可启智,亦可惑心。臣观奥伦特,其科技亦强,然其扩张之势,咄咄逼人。故,发展科技,必须辅以周密之制衡与防范。需有严格律法约束其滥用,需有强大力量守护其成果,需有清醒头脑警惕其异化。科技若无约束,则与洪水猛兽无异。” 他点出了科技的“双刃剑”属性和风险控制的重要性。
四位重臣的观点,分别代表了“实用主义”、“军事优先”、“创新探索”和“风险控制”四种倾向,各有侧重,也各有局限。林牧之静静地听着,不时颔首,并未立即评判。
待众人言毕,阁内陷入短暂的沉寂。林牧之缓缓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窗外庭院中历经风雨的古柏,良久,方转过身,目光深邃而澄澈,仿佛已穿透眼前的纷扰,看到了更本质的规律。
“诸卿之论,朕深以为然,然亦觉各有不足。”他的声音平和,却带着一种洞察本质的力量,“王卿言科技为器,然器无魂,则终是死物;郑卿言科技为兵,然兵无道,则徒增杀孽;陈卿言科技为探索,然探索无向,则易入歧途;皇甫卿言科技需约束,然约束过甚,则扼杀生机。”
他踱步回到众人面前,条分缕析,阐述其深思熟虑后的“科技哲学”:
“朕以为,寒川之科技兴邦,当立基于以下数端,可谓之 ‘科技五要’:”
“其一,科技之根,在于人。 一切科技发明、应用之最终目的,非为炫耀,非为征服,而是为了寒川亿万子民之福祉。是为了让他们吃得饱、穿得暖、病得医、居得安,是为了让寒川子弟有更广阔之前程、更尊严之生活。磺胺活人,水车溉田,此乃科技之根本价值。若科技发展反而导致环境恶化、民生凋敝,则无异于本末倒置。故,评判科技之标准,首看是否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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