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源开拓”工程的全力推进,如同为寒川饥渴的教育肌体注入了宝贵的活水,一批批经过培训或招募的教习开始走上讲台,从蒙学乡塾到格致学院,琅琅书声与机杼之声渐次相闻,知识传承的链条初步衔接。然而,就在这师资短缺的严峻形势稍得缓解之际,一个更为基础、更为隐秘的困境,却如同水下的暗礁,骤然凸显,几乎令新生的教育体系寸步难行——没有统一的、科学的、可供教学的教材。
这场危机,在寒川最高学府“格致学院”的首届“高等机械专班”开学伊始,便以最尖锐的方式爆发出来。禽滑略满怀期望,亲自为这批百里挑一的优秀学子讲授第一课“机构学基础”。他站在讲台上,胸有丘壑,意图将毕生积累的机械设计与力学心得系统传授。然而,他很快便陷入了困境。他习惯于在工坊里指着实物讲解,在沙盘上随手画图推演,面对台下数十双渴求知识的眼睛和空白的书案,他发现自己竟难以将脑海中那些精妙却零散的经验与感悟,组织成条理清晰、循序渐进的语言和文字。他讲得口干舌燥,引用的实例生动却跳跃,涉及的经验玄妙却难以言传,台下学子们时而恍然大悟,时而面面相觑,笔记记得支离破碎。课后,禽滑略看着学子们手中那五花八门、不得要领的笔录,颓然坐倒在椅子上,对闻讯赶来的华棠叹道:“华棠啊,造铳易,着书难! 吾等一身技艺,竟似那茶壶里的饺子,倒不出来!”
几乎同时,在华棠主持的“药石专科班”上,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华棠医术精湛,药性通透,但她授课多凭记忆口述,药方剂量、炮制火候,皆存于一心。学子们全神贯注,仍难免遗漏差错。一次,因一位学子误记了一味辅药的用量,在后续的辨识练习中险些酿成事故。华棠惊出一身冷汗,痛心疾首地意识到:“医道关乎人命,岂能仅凭口耳相传?若无精确文典为据,误人子弟,无异于谋财害命!”
而在更广大的“艺徒学堂”和新兴的“乡学”,问题更为普遍和严重。教习们各自为政,所授内容深浅不一,甚至相互矛盾。教木匠的师傅,连一张标准的榫卯结构图都画不出来;教农技的先生,对新式犁具的调整原理说不清道不明。整个寒川的教育,呈现出一种知识传递的随意性、非标准性和低效性,严重制约了人才培养的质量和速度。
消息迅速汇集到林牧之案头。他震惊地发现,在解决了“谁来教”的问题之后,“教什么”和“如何教”这两个更根本的问题,竟然如此突出。没有教材,就如同军队没有统一的操典,工匠没有标准的图纸,其结果必然是混乱与低效。他深切地认识到,教材的编写,绝非简单的文字抄录,而是将实践经验进行系统化、理论化、普适化的知识再造过程,是科技兴邦的“奠基工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而教育之‘器’,首在教材!”林牧之在召集王玄策、禽滑略、华棠等人的紧急会议上,语气沉重而坚定,“我寒川欲播科技之种,若连种子本身都良莠不齐,何以期望丰收?编撰一套立足寒川实际、体系严谨、内容精准的教材,其紧迫性,不亚于锻造一柄利剑!”
一场规模空前的“教材编撰大会战”,在林牧之的亲自督导下,迅速拉开帷幕。其目标宏大而艰巨:为蒙学、艺徒学堂、专科学校乃至格致学院,编写一整套覆盖工造、药石、农事、格物、算学等领域的标准化教材。然而,其过程之曲折艰辛,远超众人想象。
首当其冲的,是“经验”到“知识”的转化之难。
以禽滑略负责的《寒川工造基础》为例。他麾下汇聚了数十位顶尖工匠,个个身怀绝技。但让他们将“手感”、“火候”、“眼力”这些只可意会的经验,变成文字、图形和数据,却难如登天。一位老铸匠能凭声响判断铁水成色,却无法描述其音高与碳含量的对应关系;一位神枪手能凭感觉校准准星,却讲不清其中的几何原理。编撰小组争论不休,往往为了一个螺栓的受力图示或一个齿轮的传动比计算公式,耗费数日而无果。禽滑略不得不亲自上阵,白天与工匠们在工坊反复测量、试验,晚上挑灯整理数据、绘制图表,常常彻夜不眠,憔悴不堪。他感叹:“此乃抽丝剥茧,重塑筋骨之业!”
其次,是“体系”构建的挑战。
华棠主持编撰《寒川药典》和《基础医理》,面临的则是如何将浩瀚而庞杂的医药知识,梳理成适合教学的逻辑体系。是按病症分类?还是按药性归类?或是按人体经络?传统的医书多为经验汇编,缺乏系统理论支撑。华棠与药石司的同仁们,不得不借鉴格物院的初步研究成果,尝试从药性化学成分(尽管认知原始)、人体生理反应等角度进行重新归纳,其间的摸索与反复,如同在黑暗中开辟新路。她曾为一味药剂的编写,与同僚争论三天,翻遍古籍,仍难下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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