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的上海,梅雨季节的潮湿空气裹着压抑的气息,钻进复兴社情报站的每一个角落。
陈默刚结束日军动向的汇报,就见戴笠的机要秘书脸色凝重地朝他走来,手里捏着一封泛黄的信封,信封上没有署名,只画着一个模糊的“密”字——这是匿名举报信的标志性格式,陈默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
“陈处长,戴老板让您现在去他办公室。”
秘书的声音压得很低,眼神里带着一丝同情,“这封信……您做好准备。”陈默点点头,接过信封,指尖触到里面薄薄的信纸,却感觉有千斤重。
他知道,这封信十有**是赵凯写的,那些天跟踪他的人,终于要收网了。
走进戴笠办公室,气氛死寂得能听到窗外雨滴落在铁皮上的声响。
戴笠坐在办公桌后,手里捏着那封举报信,指节因用力而发白,眼神像淬了毒的刀子,死死盯着陈默:“你自己看!”
陈默接过信,飞快地扫过内容。
上面密密麻麻写着他的“异常行踪”:“5月12日,与不明茶商在城南茶馆密谈半小时”“5月18日,单独会见穿粗布短褂的不明人员,交接蓝布包袱”“5月25日,深夜在办公室烧毁文件,形迹可疑”……
每一条都写得有鼻子有眼,甚至标注了时间和地点,显然是赵凯和他的人跟踪多日收集到的“证据”。
最刺眼的是信末的一句话:“陈默频繁接触不明人员,且在江防布防图整理期间单独留档过夜,恐为共党潜伏分子,泄露江防情报,致红军顺利渡江!”
这句话精准戳中了戴笠最敏感的神经——他对金沙江情报泄露的怀疑从未消散,这封举报信,无疑是在他心里的怀疑之火上浇了一桶油。
“这些事,你怎么解释?”戴笠的声音冰冷得没有一丝温度,目光死死锁在陈默脸上,仿佛要将他看穿似的。
陈默定了定神,压下心里的慌乱,语气沉稳地说道:“老师,这些都是子虚乌有!5月12日见的茶商,是柳科长介绍的,为了调查日军在日租界的茶叶走私路线;5月18日见的是西南来的情报员,交接的是滇军失职的证词;5月25日烧毁的是废弃的旧文件,按规定需要销毁,李伟科长可以作证!”
他每说一条,都特意拉出证人或关联事件,将“异常行踪”转化为“正常工作”,既不回避事实,又能自圆其说。
戴笠却不买账,将举报信扔在桌上:“证人?柳科长能证明你见茶商是为了查走私?李科长能证明你烧毁的是旧文件?赵凯说你单独留档过夜,你说有小李科长作证,现在又拿小李出来,谁知道你们是不是串通好的!”
陈默心里一紧——戴笠已经开始怀疑他的证人,这是最危险的信号。
他连忙补充道:“老师,我可以让柳科长和李科长现在过来对质!茶商那边也可以找来问话,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经得起查证!赵凯写匿名信诬陷我,就是因为他嫉妒我受重用,想抢情报一处的实权!”
“嫉妒?”戴笠冷笑一声,“就算赵凯嫉妒你,这些行踪也是事实!你频繁接触‘茶商’‘情报员’,谁能保证他们不是共党?你烧毁文件,谁能保证不是销毁泄露情报的证据?”
他站起身,走到陈默面前,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这件事,我不能再听你单方面解释!我决定成立审查小组,由组织处牵头,彻查你的所有行踪和工作记录!在查清之前,你暂停情报一处的工作,配合审查!”
陈默心里咯噔一下——戴笠竟然要成立审查小组,这意味着对他的怀疑已经升级到了“组织调查”的层面。
他知道,这是赵凯最想看到的结果,只要审查小组介入,就算查不出实质性证据,也能把他拖进无休止的调查中,让他无法再开展工作,甚至可能借机把他调离上海,夺走他的实权。
“老师,我是冤枉的!”
陈默试图最后辩解,“江防情报泄露是滇军基层失职导致的,有检讨和证词为证;我接触的人都是为了工作,没有任何通共行为!您不能因为一封匿名举报信,就怀疑我这个跟着您多年的老部下!”
戴笠却摆了摆手,语气坚决:“是不是冤枉的,审查小组查了就知道!我向来公私分明,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你现在就去收拾东西,搬到审查小组安排的宿舍,暂停一切工作,等待调查!”
陈默还想说什么,却被戴笠冰冷的眼神制止。
他知道,再多的辩解也无济于事,戴笠已经被那封举报信说动,审查小组的成立已成定局。
他躬身应下,转身走出办公室,心里满是愤怒和冷静——愤怒的是赵凯的阴险狡诈,冷静的是他必须尽快想办法应对审查,不能让赵凯的阴谋得逞。
走出办公室,苏晴正焦急地等在走廊里,见他出来,连忙迎上去:“怎么样?戴老板说了什么?是不是赵凯的举报信起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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