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初春的南京,寒意在雨雾里迟迟不散。
复兴社情报一处的办公楼里,暖气早已停了,陈默握着钢笔的指尖泛着冷白,目光却死死钉在桌上那叠泛黄的电报纸上——最上面一张印着“绝密”二字,右下角是戴笠亲笔签的“速办”,墨迹还带着点未干的润色。
“陈处长,这是今早刚收到的上海密报,共7份,都是关于日特活动的。”
通讯员小张抱着文件夹走进来,脚步放得很轻,“戴老板在办公室等着您过去汇报,说那边催得紧。”
陈默抬手揉了揉眉心,将电报纸叠整齐塞进公文包,指尖划过包内侧缝着的暗格——那里藏着半张用密写药水写好的纸条,是昨晚刚给组织传完消息的底稿。
他起身理了理中山装的领口,袖口沾着的墨渍没来得及擦,在藏青色布料上留下一点浅灰的印子:“知道了,这就去。”
戴笠的办公室里烟味呛人,红木办公桌上摊着张上海地图,密密麻麻插着十几根红色图钉。见陈默进来,戴笠将烟蒂摁在烟灰缸里,指了指地图:“陈默,你自己看,从去年12月到现在,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还有闸北那边,已经发现13起日特渗透的案子了——有的假装成洋行买办,有的混进工厂当工人,甚至还有人冒充咱们复兴社的人,去跟地方商会接触。”
陈默俯身看着地图,红色图钉集中在静安寺和虹口一带,那里是日侨聚居区,也是日特机关的重点活动区域。
他指尖点在静安寺旁的“同福里”,那里插着两根图钉:“老师,这里是不是上个月报告的‘高桥小组’活动的地方?”
“没错。”
戴笠点头,脸色沉得像窗外的天,“这个高桥,是日本特高课的老牌探子,据说在上海潜伏了五年,之前一直没动静,最近突然活跃起来,连着跟三个纱厂的工头接触,不知道在搞什么鬼。军政部昨天打电话过来,让咱们复兴社牵头,三天内整理出上海地区的可疑人员名单,重点盯紧跟日侨有往来的商人、工人,还有最近从东北、华北来上海的人。”
他将一叠档案推给陈默,封皮上写着“上海日伪嫌疑人员初步排查表”:“这里面是各分站报上来的线索,你负责汇总整理,剔除重复的,标注出重点可疑人员,明天中午之前给我。记住,这事关系重大,不能出任何纰漏——要是让日特把情报传到苏区,或者在上海搞出什么乱子,咱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陈默双手接过档案,指尖触到纸张的凉意,心里却快速盘算起来——整理名单是假,趁机筛选情报传给组织才是真。
复兴社各分站的线索鱼龙混杂,有些是真的日特,有些是被冤枉的普通百姓,还有些是地下组织的同志被误报。
他必须在三天内把这些线索捋清楚,既不能让真正的日特漏网,也不能让同志暴露,还要把关键情报传递出去。
“请老师放心,学生一定尽快整理好。”
陈默语气恭谨,将档案抱在怀里,“要是遇到不确定的线索,我能不能随时向您请示?”
“可以。”
戴笠挥了挥手,又点了根烟,“但别什么小事都来烦我,你自己拿主意——你在情报一处待了三年,这点判断力还是有的。”
从社长办公室出来,陈默径直回了自己的工位,将档案摊在桌上。
办公室里很安静,其他干事都在埋头处理自己的任务,只有钢笔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偶尔夹杂着译电科发报机的“滴滴”声。
他翻开第一份档案,上面写着“姓名:张明远,职业:上海大隆机器厂工人,嫌疑:1932年从沈阳来沪,与日侨商人有过三次接触”。
陈默皱了皱眉——大隆机器厂是地下组织的联络点之一,张明远他认识,是负责传递工厂情报的同志,跟日侨接触是为了打探日商的军火订单。
这份线索显然是分站的人没查清楚,误把同志当成了嫌疑人员。他用铅笔在“嫌疑”二字旁边画了个圈,标注上“需核实”,心里记下要尽快把这个消息传给组织,让张明远暂时避一避。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陈默埋首在档案堆里,逐份核对线索。
遇到明确是日特的,比如“姓名:高桥一郎,职业:上海东亚洋行经理,嫌疑;
多次与日本领事馆人员秘密接触,名下账户有大额不明资金流动”,他用红笔在名字上画了横线,标注“重点盯防”;
遇到可疑但证据不足的,比如“姓名:刘淑珍,职业:法租界女子学校教师,嫌疑;
有学生举报其课堂上宣扬亲日言论”,他标注“待查”;
遇到被误报的同志,他都用铅笔轻轻画个圈,记在心里。
中午吃饭时,陈默故意磨蹭到最后,等办公室里的人都走光了,他快速从公文包内侧的暗格里拿出张油纸纸,用密写钢笔在上面写下:“1. 高桥一郎(东亚洋行)为特高课探子,重点盯防;2. 张明远(大隆机器厂)被误报,需暂避;3. 同福里、虹口路日特活动频繁,提醒同志减少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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