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透过调查局审讯室的铁窗,在青砖地上投下一道窄长的光带。
陈默坐在硬木椅上,藏青色中山装的领口扣得严丝合缝,指尖搭在膝头,纹丝不动。
对面桌后坐着两个穿黄呢军装的人,面前摊着厚厚一摞材料,为首的刘组长指尖夹着支烟,烟灰落了满桌,目光像钩子似的盯着他:“陈默,我们再问一遍——民国25年,你为何放着金陵大学不念,非要考黄埔军校情报科?”
这已是两小时里第三次被问起这个问题。陈默端起桌上的搪瓷杯,喝了口凉透的茶水,语气平稳得像在复述早已背熟的课文:“刘组长,家父早年间在湘潭做生意,曾被青帮敲诈,亏得党**官出手相助,自那时起,我便想着参军报国。金陵大学虽好,却不如军校能直接为党国效力;至于选情报科,是因为戴先生的《情报战概论》让我觉得,情报是战场的眼睛,比扛枪更能制敌。”
他故意抬出戴笠,又把“参军动机”说得恳切,连当年帮过父亲的军官姓名、军衔都报得丝毫不差——那是组织帮他虚构的“恩人”,连档案里都有据可查。
刘组长低头翻了翻材料,果然在“入学动机”栏里看到了相同的记录,指尖在纸上敲了敲:“可有人说,你当年在金陵中学时,常去城南书社,跟一个叫沈清的进步人士来往密切,有这事?”
“沈清?”陈默皱了皱眉,像是在努力回忆,半晌才摇摇头,“没印象。城南书社我倒是去过几次,不过是买些《三民主义》的注解本,每次都有人跟着,科里的小于能作证——戴先生叮嘱过,让我少跟不明人士接触,我一直记着。”
他说得坦然,甚至主动提了证人,堵得刘组长一时语塞。
旁边的年轻调查员突然插话,语气带着逼问:“我们查到,民国24年,你父亲的绸缎庄曾给‘左翼文化促进会’捐过两百块大洋,这怎么解释?”
这话像颗石子投进平静的水面,陈默的指尖几不可察地顿了顿,随即露出一丝苦笑:“刘长官,那是家父被人骗了。当时来捐钱的人说自己是‘商会互助会’的,家父想着多结善缘,就捐了钱,后来才知道是进步团体冒名,气得病了好几天,还去警局报了案,警局有备案记录。”
他说着,从口袋里摸出张泛黄的报案单影印件——这是他早就准备好的“证据”,边角磨损得恰到好处,像是常年带在身上。
刘组长接过报案单影印件,仔细看了看,上面果然有警局的公章和日期,跟绸缎庄的捐款时间对得上。他把影印件扔回桌上,烟蒂摁灭在烟灰缸里:“就算你父亲是被骗的,那你上个月去上海,为何要去沈清住过的弄堂?有人看见你在巷口站了半个时辰。”
陈默心里冷笑,知道调查组是铁了心要找出他的破绽,连他去上海执行任务时的行踪都查得这么细。
他挺直腰板,语气带着几分委屈:“刘组长,我去上海是帮戴先生送文件,顺便去弄堂里找个老裁缝——我想着给戴先生做套合身的中山装,感谢他的提拔。至于沈清,我也是现在才知道那是他的住处,早知道就不去了,免得惹一身麻烦。”
他故意把“给戴笠做衣服”放在前面,既解释了行踪,又暗表对戴笠的忠心。
刘组长的脸色缓和了些,却依旧没松口:“你在情报科半年,多次接触进步学员,林晚秋、周明……这些人都被列为重点关注对象,你跟他们见面,真的只是为了工作?”
“当然是为了工作!”陈默提高了些音量,语气带着几分急切,“林晚秋的表哥是‘星火社’的骨干,戴先生让我盯着她,怕她被拉拢;周明常去进步书社,我找他是为了套话,看看书社里有没有组织活动。每次见面我都做了记录,科里的档案柜里能查到,张科长也知道。”他说着,起身要去拿记录,却被刘组长抬手拦住。
“不用拿了。”刘组长靠在椅背上,目光审视着他,“我们问了张科长,他说你确实每次都交了记录,可记录里的细节太笼统,不像你的风格——你查梧桐巷时,连谁穿什么衣服、几点出门都记得清清楚楚,怎么跟这些进步学员见面,就记得这么简单?”
这是在怀疑他故意隐瞒!
陈默心里一紧,随即露出一丝无奈:“刘组长,查外人可以细致,可这些学员都是军校的人,我要是记录得太细,被人看见,还以为我在监视自己人,不利于后续工作。戴先生也说过,对付进步分子,要‘外紧内松’,不能打草惊蛇。”
他搬出戴笠的“指示”,又把“工作策略”说得头头是道,刘组长终于没再追问,转而换了个话题:“你对共党的激进做法,怎么看?”
陈默知道,这是最后的试探——只要表对了态,就能彻底打消怀疑。
他坐直身子,语气严肃:“属下认为,共党的做法太极端,动不动就搞罢工、闹学潮,破坏社会秩序,根本不是为了国家好。党国现在要的是稳定,是团结,像他们那样只会让外敌有机可乘。戴先生常说,‘**就是保国’,我深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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