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2月初的广州,秘密情报组的晨雾还未散尽,陈默就被戴笠的贴身警卫叫到了办公室。
推门而入时,戴笠正站在窗前,手里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是个穿着军校制服的年轻学员,眉眼间带着几分英气。
“知道叫你过来做什么吗?”戴笠转过身,将照片递给陈默,语气比往常温和了几分,却依旧带着审视的意味。
陈默接过照片,照片背面写着“学员江枫,步兵科三班,籍贯湖北黄冈”。
他心里快速回忆——江枫这个名字,在之前整理的“进步倾向学员名单”里出现过,标注的理由是“多次借阅《资本论》,与校外进步人士有书信往来”,但一直没有实际参与学运的证据。
“戴先生,是要调查江枫学员?”陈默语气平稳,没有多余的猜测。
“没错。”戴笠走到办公桌前,拿出一份档案,“有人举报他近期与武汉来的共党联络员接触,你去跟踪他,记录他的行踪、接触人员,尤其是和校外人员的往来,三天后给我报告。记住,这是秘密任务,除了我,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秘密任务”四个字,让陈默心里一凛——这不仅是任务,更是戴笠对他的信任测试。
之前的工作虽获认可,但戴笠始终没有完全放下戒心,这次让他单独执行秘密跟踪,既考验他的能力,也试探他的忠诚度。
“明白,戴先生。我一定详细记录,不泄露任何信息。”陈默接过档案,郑重承诺。
走出办公室,陈默没有立刻去军校,而是先回组织科,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巧的黑色笔记本。这是他专门用于秘密任务的记录册,每页都标注了时间栏、地点栏、事件栏,甚至留有“备注观察”的空白处。
他知道,这次跟踪不能像之前那样“留有余地”,必须细致到每一个细节,才能让戴笠满意;但也不能“主观臆断”,必须基于事实记录,避免被怀疑“刻意构陷”。
当天上午,陈默换上一身军校教员的灰色制服,戴着一副圆框眼镜,伪装成“教务处查课人员”,在步兵科教学楼外等候。
上午10点,江枫从教室出来,独自一人走向军校图书馆。
陈默远远跟着,看到他在马克思主义书籍专区停留了20分钟,借阅了一本《**宣言》,期间没有与任何人交流。
下午2点,江枫离开军校,乘坐黄包车前往城南的“文轩书店”。
陈默换乘另一辆黄包车,在书店斜对面的茶摊坐下,看到江枫从书店出来时,手里多了一个牛皮纸信封,交给了门口一个穿蓝色短衫的男子。
他快速在笔记本上记录:“14:30,江枫至文轩书店,交信封予蓝衫男子,身高约175cm,左脸有痣,穿黑色布鞋。未交谈,男子接信后步行离开。”
接下来的两天,陈默依旧保持着“客观记录”的原则:江枫每天的行程规律——军校、图书馆、书店三点一线,接触的人员除了同学、书店老板,就是那个蓝衫男子,但每次接触都只是“交信封/接信封”,没有任何语言交流,也没有出现“秘密聚会”“传递敏感文件”等异常行为。
期间,他甚至刻意观察江枫的细微动作:递信封时是否有暗号手势(没有,只是普通递接)、接信后是否立刻销毁(没有,将信封放进公文包)、与蓝衫男子是否有眼神交流(有,但只是短暂对视,无异常)。这些细节,他都一一记录在笔记本上,既不夸大,也不遗漏。
第三天晚上,陈默将整理好的报告交给戴笠。报告分为“每日行踪记录”“接触人员分析”“异常行为评估”三部分:
行踪记录:详细列出每天的时间、地点、事件,附上手绘的路线图;
人员分析:标注蓝衫男子的外貌特征、接触频率,注明“未查明身份,疑似书店伙计”;
异常评估:“江枫虽借阅进步书籍、与校外人员传递信封,但未发现实际参与学运、勾结共党的证据,信封内容未查明,无法判定是否为敏感信息。
综合评估:未发现实际异常,建议继续监控,待掌握更多证据后再定性。”
戴笠接过报告,仔细翻阅了近半小时,期间没有说话。
陈默站在一旁,保持着恭敬的姿态,心里却很平静——他知道,戴笠肯定会通过其他渠道核实,比如派暗线调查蓝衫男子的身份、监控书店的往来人员,而他的报告是否客观,很快就能验证。
果然,第二天上午,戴笠再次召见陈默,语气带着明显的满意:“你的报告很客观,我让人查了,那个蓝衫男子确实是书店伙计,江枫传递的信封里都是‘书籍订购单’,没有敏感内容。之前的举报,是有人看错了,把订购单当成了秘密文件。”
他顿了顿,拿起报告,指着“异常评估”部分:“你没有因为‘借阅进步书籍’就主观判定他‘有问题’,也没有因为‘传递信封’就夸大其词,这种‘不臆断、重证据’的态度,很难得。情报工作最忌‘先入为主’,很多人就是因为主观判断,冤枉了好人,也放跑了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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