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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离开的呼格吉勒图，虽然是走了，但心里仍然是七上八下的，有点不太放心。
他觉得女厕所里肯定是出事了，所以买完泡泡糖回了车间之后，就把闫峰叫了出来。
两人走到车间外面，呼格吉勒图告诉闫峰：“我刚才出去买东西，路过公厕的时候，听见女厕所里有个女的喊救命，我觉得里面可能出事了，要不咱俩一起去看看吧，我一个人不敢。”
闫峰不太想管闲事，他想了想说道：“算了吧，那是女厕所，你万一听错了，进去之后发现没啥事，再被别人碰见，说咱俩耍流氓怎么办。”
呼格吉勒图说道：“没事，就算是有人看见，咱俩到时候跑出来就行，反正天这么黑，也看不清是谁。”
在呼格吉勒图的坚持下，闫峰没办法，就跟着他一起去了。
到了公厕旁边，两人没敢进去，在外面等了一会，正好有两个老太太过来上厕所，他俩就想看看老太太进去是什么反应。
可是几分钟之后，两个老太太出来了，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发生，其实主要是因为厕所里没有灯，两个老太太眼神也不太好，就没有发现尸体。
可是呼格吉勒图还是不放心：“既然人已经出来了，里面也没有人了，咱俩进去看一眼吧。”
闫峰想了一下，也同意了，两人便一前一后走到了女厕所门口，而且还在门口喊了几声：“里面有没有人，没人我们就进去了，别说我们耍流氓。”
两人等了一会，看里面没什么动静，就走了进去，打开打火机一照，结果一眼就看到最里面蹲位的隔墙上，有一个女人下身**着，仰面躺在上边。
呼格吉勒图壮着胆子，走上去摸了一下，发现人已经凉了，两人吓的转身就跑出了女厕所。
冷静了一会之后，呼格吉勒图对闫峰说：“不行，出人命了，咱们得赶紧报案去。”
可闫峰却有点犹豫：“算了吧，咱们没必要管这闲事，跟咱们又没啥关系，报啥案啊。”
呼格吉勒图不同意，坚决要去报案，闫峰也没再坚持，两人随后就到了不远处胡同口的一个治安亭，把这件事报告给了警察。
两人报案之后，呼格吉勒图拉着警察去现场查看情况，他告诉闫峰：“你回去帮我请个假，我在这里配合警察。”
随后闫峰就回到烟厂，给呼格吉勒图请了假，之后也没有再回来。
但当天晚上十点多钟，警察来到烟厂，把闫峰也喊了出来，两人随后被带到新城区公安分局进行询问。
当年新城分局的局长冯志明，和两个人聊了几句之后，就想当然的产生了怀疑。
这两个小子怎么可能知道女厕所里有尸体？这太值得怀疑了，里面肯定有问题，估计他们是想来个灯下黑，玩贼喊捉贼的把戏。
于是冯志明马上加大审讯力度，必须从这两个小子嘴里挖出整个作案过程。
两人没干过这事，肯定不会承认，打死也不肯招，这可是掉脑袋的事情。
随后冯志明通过两人的证词判断，闫峰应该没什么事，这事肯定是呼格吉勒图一个人去买泡泡糖的时候干的，然后他又回去找闫峰做掩护，一起来报的案。
接下来必然是上了各种手段，两天之后，呼格吉勒图承认了自己有罪，对小杨动了手。
一直到五月七号，此案被移交检察院之后，呼格吉勒图第一次翻供，说自己是无辜的，他在申述材料中，讲述了警方对其使用特殊手段，逼迫自己承认罪行。
但是在5月25号法院开庭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呼格吉勒图又在法庭上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从案发之日起，一直到呼格吉勒图被执行死刑的这61天的时间里，他一共有14次审讯记录，其中在十一份笔录中，他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只有三次做了无罪陈述。
可是在呼格吉勒图认罪的笔录中，有很多内容，是和现场情况以及尸检报告有冲突的。
比如呼格吉勒图的口供中供诉：受害人说普通话，身高在1米6到1米65之间，发型是长发直发，上衣没穿外套，只穿了一件毛衣，这些内容均与实际情况不符合。
警方这边判定呼格吉勒图有罪的理由，除了他的口供之外，还有呼格吉勒图的指甲缝里，提取到了受害人的血迹，但事实上，仅有一张血型一致的检测报告。
呼格吉勒图的律师是这样说的：“相同血型的人有很多，这个案子里，可能恰巧受害人的血型，和呼格吉勒图指甲缝里提取到的血液是同一血型，或者受害人在查看尸体时，不小心沾上了受害人的血液，并不能做为定罪证据。”
由于当年只有公安部有做DNA鉴定的设备，地方上如果要做鉴定，是需要排队的，本案并没有申请DNA鉴定，律师的辩护内容，也未被采纳。
呼格吉勒图冤案，之所以日后在公安部内部引起了巨大震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当年这些办案人员完全就是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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