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南方,像个没拧干的热毛巾,湿乎乎地捂在人身上,喘口气都带着一股子咸腥味儿。
绿皮火车的车轮碾着铁轨,发出“哐当、哐当”的催眠曲。车厢里,汗味、方便面味还有不知谁带的咸鱼味儿,拧成一股绳,一个劲儿地往人鼻子里钻。方俊对此恍若未闻,他靠着车窗,视线像是被窗外飞速倒退的芭蕉林和水田黏住了。
他穿着一件半旧的白衬衫,袖子一丝不苟地挽到手肘,露出的小臂肌肉线条分明,是常年锻炼的痕迹。一张棱角分明的脸,因为长时间没怎么说话,显得有些过分严肃。他的目光很沉,像深潭,偶尔眨一下,才透出点活气儿。
搁在腿上的军绿色帆布包洗得有些发白,包口露出一本的《当代文学概论》,书页边缘卷了角,显然是经常翻看的。一个三十来岁、刚从部队转业的干部,还在啃这种电大教程,在同车厢的人看来,多少有点稀奇。
“同志,喝水不?”邻座一个穿着花衬衫、戴着蛤蟆镜的年轻人递过来一个军用水壶,咧着一口白牙,笑得挺自来熟。这年头,这种打扮的,不是“倒爷”就是“待业青年”,透着一股子不安分的精明。
方俊回过神,视线从年轻人手腕上那块明晃晃的“精工”电子表上一扫而过,礼貌地摇了摇头:“谢谢,我这有。”
他没说谎,包里确实有水壶。但他不想和陌生人有过多交谈。自从离开炮师营房之后,他像个蚌一样,把自己紧紧闭着。炮兵师司令部参谋的身份已经上交,换来的是一张崭新的转业证明,和一个听着就让人心里发毛的单位——海州市海关调查处缉私警察分队。
海关,警察。两个词,硬生生给凑到了一块儿。
火车发出一声悠长的鸣笛,速度渐渐慢了下来。广播里,播音员用带着浓重地方口音的普通话,甜腻腻地播报着:“旅客同志们请注意,前方到站,海州站……”
方俊站起身,单手拎起那个分量不轻的帆布包,另一只手极其自然地撑了一下座椅扶手。动作很稳,看不出任何异样。只有他自己知道,刚才起身的瞬间,左腿膝盖像是被针扎了一下,一股熟悉的酸麻感顺着神经悄然爬升。
他不动声色地调整了一下重心,将那丝不适压了下去。
走出车厢,一股热浪夹杂着人声,铺天盖地涌了过来。海州火车站不大,却挤满了人。南腔北调的叫卖声,急促的自行车铃声,还有“大哥大”(虽然多数是模型机)特有的咋咋呼呼的铃声混杂在一起,构成了一幅鲜活又混乱的市井画卷。
空气里那种独特的、混杂着海洋与工业废气的味道,让方俊的眉头不易察觉地皱了一下。这里的一切,都与他过去近十年军营里过的规律、严整的生活,格格不入。
他按照转业办给的地址,在站前广场找到了去往市区的公交车站。牌子上写着“2路”,终点站是“老港码头”。他要去的单位,就在那附近。
挤上那辆像沙丁鱼罐头一样的公交车,方俊找了个角落站定。车子一启动,柴油发动机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车厢里的人像被装进了筛子,随着坑坑洼洼的路面来回颠簸。
他看到街边有女人穿着鲜艳的连衣裙,卷着时髦的大波浪;小伙子们穿着喇叭裤,扛着单卡录音机,里面放着邓丽君软绵绵的歌。墙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巨幅标语刷得煞白,旁边紧挨着的却是“要想富,先修路”的土味口号。
一切都显得那么矛盾,又那么富有生命力。这片土地,像一个被烧得滚烫的锅炉,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往里头添柴。
大概四十分钟后,公交车在一个挂着“海关路”牌子的地方停了下来。方俊下了车,一眼就看到了那栋五层高的米黄色办公楼,楼顶上,国徽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门口没有挂“海关调查处”的牌子,只挂着一块“海州海关”的铜牌。门口站岗的武警看到他一身利落的打扮和那个标志性的帆布包,眼神盘问了一下,但没阻拦。
方俊走进大院,按照路牌指示,绕到主楼后面一栋不起眼的三层小楼。楼门口总算挂上了一块崭新的白底黑字牌子:海州市海关缉私分局(筹)。底下还有一行小字:海关调查处。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这便是他的新单位了。
办公室在二楼,他敲了敲挂着“分队长室”牌子的门。
“进!”声音洪亮,中气十足。
方俊推门进去,一股浓烈的烟味呛得他差点咳嗽出来。办公室里烟雾缭绕,一个穿着白色警用短袖的老警察,正埋头在一堆文件里。他约莫五十出头,头发花白,皮肤是海边人特有的黝黑,脸上的褶子像刀刻上去的,眼神却异常锐利。
“报告!原炮兵师政治部方俊,前来报到!”方俊“啪”地一下立正,敬了个标准的军礼。长期在部队形成的习惯,改不了。
那老警察闻声抬头,锐利的目光在他身上从头到脚扫了一遍,像是在用X光给他做检查。他没急着回礼,而是慢悠悠地把手里的烟摁进烟灰缸,这才站起身,伸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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