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案纪实録 第93章 大峪口血案

2001年10月26日的山西晋中，秋意已深。榆次区乌金山镇大峪口村被一层薄霜裹着，入夜后，除了偶尔几声狗吠，只剩下风扫过玉米杆的“沙沙”声，这是北方农村最寻常的秋夜，寻常到没人会想到，几个小时后，这里将变成一场震惊全国的血案现场。

村西头胡文海家的灯亮了一夜。没人知道，这盏灯下，这个被村民称作“愣人”的男人，正把猎枪的子弹一颗颗压进枪膛，也把自己半生的怨怼、不甘和疯狂，一并塞进了那把藏了十年的双管猎枪里。

最终，这场由他主导的屠杀，带走了14条人命，另有3人重伤。多年后，关于胡文海的传说在街头巷尾流转：有人说他是“反贪义士”，有人骂他是“嗜血恶魔”，添油加醋的演绎、刻意删减的关键环节，让真相在故事里变得模糊。但今天，我们循着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当年的刑事裁定书，重新走进那个秋夜，看一个普通村民，如何一步步从承包煤矿的“能人”，变成双手沾满鲜血的凶手。

提起山西晋中，多数人会想到乔家大院的雕梁画栋，或是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那是晋商文化刻在时光里的印记，从商代起就有记载的历史，让这片土地总带着些厚重感。但在2000年初，晋中最“出圈”的标签，不是古城，而是煤矿和煤老板。

那时候的山西，大小煤矿星罗棋布，大矿有国企撑着，小矿则散落在各村各庄，成了村民眼里“发家的活路”。我至今记得小时候住平房的日子，一到冬天，胡同里就堆着小山似的煤块，煤厂老板嗓门洪亮地喊着“阳泉煤！大同块！”，我那时候总纳闷，“大同块”明明是黑乎乎的煤，怎么叫“块”不叫“煤”？后来才知道，那是阳泉和大同产的煤，是山西人过冬的“硬通货”。

胡文海就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大峪口村背靠乌金山，村里半数人家都跟煤矿沾点边，胡文海也不例外。在村民眼里，他是个典型的“愣人”，不是傻，是脾气冲，认死理，跟“顺毛驴”完全相反。有村民说，哪怕你没招惹他，只要他看你不顺眼，就能冲上来跟你理论；还有人说，他性子跟炮仗似的，一点就着，倔起来比驴还拧。

这样的性格，让他早年的日子不算平顺。28岁那年，他顶替父亲进了山西地矿局第三水文队，成了“吃公家饭”的工人，在当时，这可是村里人羡慕的差事。可同事们提起他，都忍不住摇头：“文海干活是利索，就是心眼小，一点小事能记半年。”没人敢跟他深交，怕哪句话没说对，就惹来他的脾气。

果然，没几年，他就因为打架斗殴被单位开除了。“公家饭”的碗碎了，胡文海只能卷着铺盖回村。谁也没想到，这个“愣人”，居然藏着一身做生意的本事。

1988年，大峪口村的旧坑煤矿要承包，胡文海眼睛亮了。那时候的村支书叫胡根生，跟胡文海是本家，平时也算聊得来。胡文海找到胡根生，拍着胸脯说：“根生哥，这煤矿我包了，赚了钱咱哥俩分！”

胡根生也看中了胡文海的“冲劲”，加上都是姓胡的，便顺水推舟帮了他一把。当然，“帮忙”不是白帮的，胡根生要占股，煤矿的收益得按比例分。两人当时拍着肩膀称兄道弟，约定承包期三年，可后来胡根生又帮着多续了两年，等于胡文海足足包了五年。

那时候的胡文海，是真把胡根生当兄弟。煤矿刚开的时候，两人一起下井查看，一起跟矿工算工钱，一起守着磅秤过煤，天不亮就起来，天黑透了才回家，饭都在矿上凑活吃。胡文海脑子活，知道太原的煤价高，就专门联系太原的买家，没两年，煤矿就开始赚钱，而且是赚大钱。

可老话总没错：共患难容易，同富贵难。日子一好过，矛盾就来了。胡根生觉得自己是村支书，帮胡文海拿了承包权，分的钱应该多些；胡文海则觉得，煤矿是自己天天盯着的，矿工是自己管的，胡根生不过是“挂个名”，凭什么拿大头？

两人心里都有了小九九，嘴上却不说。有时候在村里遇见，还笑着打招呼，可那笑容里，早就没了当初的热乎劲。胡文海把不满记在心里，他这人就这样，不轻易发作，但一旦记仇，就像钉子扎进木头里，拔不出来。

也是在这时候，胡文海做了个让后来人后怕的决定。1990年，他从榆次晋中生产资料公司买了一把双管猎枪，藏在自家房梁上。后来公安机关开展“制爆缉枪”运动，村干部挨家挨户排查，胡文海把枪裹在旧棉絮里，塞到窑洞的砖缝里，愣是没被搜出来。他跟老婆说：“留着，万一哪天用得上。”

那时候的他，大概还没想过“用枪”的场景，只是觉得，手里有把枪，心里踏实。可他没料到，十年后，这把枪会成为他复仇的工具。

1991年，胡文海的煤矿迎来了“黄金期”，这一年，他足足赚了3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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