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案纪实録 第132章 金利镇毒影

1995年8月的广东，正被副热带高压死死攥在掌心。珠江三角洲的暑气像浸了油的棉絮，闷得人胸口发堵，连风刮过镇口的老榕树都带着滚烫的触感。广东省高要市金利镇，这个靠着西江支流发展起渔业和小农业的镇子，往日里总飘着鱼腥与稻禾的混合气息，可这一天，死亡的阴影却先于台风，猝不及防地压了下来。

三药管理区的主街是条铺着碎石的土路，被来往的拖拉机碾出深浅不一的辙印。午后两点，日头最烈的时候，32岁的要卖村妇女李桂英提着半篮刚买的鸭蛋往家走。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额头上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淌，砸在尘土里瞬间洇成一小片湿痕。走到镇卫生院门口时，她突然觉得太阳穴突突地跳，眼前的土坯墙开始扭曲、旋转，像是有人在她脑子里猛地灌了一桶滚烫的泥浆。

“娘！娘你咋了？”跟在身后的七岁儿子陈小龙拽着她的衣角，稚嫩的声音里还带着吃冰棍剩下的甜腻。李桂英想回头说句“没事”，可喉咙里像堵了团棉花，身子一软，重重地摔在碎石路上。鸭蛋篮翻在一旁，青白色的蛋壳碎了一地，蛋黄混着尘土流成一滩触目的黄。

小龙扑上去推她的肩膀，小手沾满了母亲额角磕出的血。“娘！你醒醒！”他哭喊着，可李桂英双眼紧闭，嘴唇乌紫，连呼吸都变得微弱。更可怕的是，没过两分钟，小龙自己也觉得浑身发软，手脚开始不受控制地抽搐，他想爬起来去找人，刚撑起身子就眼前一黑，倒在了母亲身边。

“完了！完了！这怪病又传人了！”镇口补鞋的老王头最先尖叫起来。他的声音像丢进滚油的火星，瞬间点燃了街上零星的行人。有人慌慌张张地往家里跑，关门声、孩子的哭喊声混在一起；有人站在远处指指点点，脸色惨白，这半个月来，村里的猪、鸡死了一大堆，荷塘里的鱼浮在水面像铺了层黑布，现在终于轮到人了。

混乱中，几个年轻后生用木板搭了个简易担架，七手八脚地把母子俩抬上拖拉机。拖拉机突突地往镇卫生院冲，车斗里，小龙的小手还紧紧攥着母亲的衣角。可当医生扒开李桂英的眼皮，用听诊器贴在她胸口时，摇了摇头，那台老旧的听诊器里，已经听不到半点生命的搏动。小龙被紧急送进抢救室，半小时后，心电图机也拉成了一条直线。

消息传回要卖村时，李桂英的丈夫陈守业正在自家鱼塘边补网。他穿着齐膝的胶鞋，裤腿上沾着泥点，听到噩耗的瞬间，手里的网梭“啪”地掉在水里。“你说啥？”他抓住来报信的邻居，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当确认妻儿都没了时，这个平日里沉默寡言的汉子突然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嘶吼，转身冲进柴房，拎起那把用来挖藕的锄头就往村外冲。

“跟我去拼了！是立新公司的毒水害死俺婆娘娃！”他的吼声震得院墙上的泥灰往下掉。中午还是热热闹闹的一家三口，转眼就剩他孤家寡人，这股子绝望化作了滔天怒火。同村的亲戚们最先跟了上去，接着是整个要卖村的村民，半个月来积压的恐惧、愤怒，在这一刻彻底爆发。几百人的队伍像潮水般涌向三药管理区的立新有限公司，锄头、扁担、木棍，成了他们唯一的武器。

立新公司的铁皮大门紧闭着，门后，十几个值班人员用身体死死顶着门板，汗水顺着他们的下巴往下滴。“你们干啥？杀人是犯法的！”保安队长张建军声嘶力竭地喊，手里的对讲机已经被他攥得发烫，“我已经报警了，警察马上就到！”

“犯法？你们排污害死人才犯法！”要卖村的村支书陈德明站在人群最前面，他的嗓子已经喊哑了，“前两个月麦苗枯死，鱼塘翻塘，你们说整改，结果偷偷生产！现在人都死了，你们还想抵赖？”

人群的咒骂声、砸门声混在一起，铁皮门被撞得“哐哐”响，仿佛下一秒就要被撞碎。二十多分钟后，刺耳的警笛声由远及近，二十几名身着制服的警察从面包车上跳下来，迅速在公司门口拉起了警戒线。带队的是金利镇派出所所长黄志强，他刚从另一个纠纷现场赶过来，额头上的汗还没擦干净，就被眼前的阵仗惊得心头一紧。

“大家冷静！都冷静下来！”黄志强张开双臂拦在人群前，“死者的死因还没查清，不能断定就是公司的问题！咱们先等调查结果，不能冲动！”他说这话时，忍不住回头瞪了一眼从公司里探出头的管理人员，这立新公司是镇里的“重点企业”，搞金矿冶炼的，5月份试生产时就把附近的水搞得发黑，村民闹了好几次，镇里却因为要“发展经济”，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出了人命，他这个派出所长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没查清？人都死了还查啥！”陈守业举着锄头往前冲，“我婆娘娃死得不明不白，今天必须给个说法！”人群跟着往前涌，警戒线被拉得笔直，几名年轻警察死死拽着绳子，脸都憋红了。

“我看这事得查，但得科学地查。”立新公司的副总经理王建国从门后走出来，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人死了可能有多种原因，说不定是传染病，或者吃了别的东西。我建议送法医解剖，查清楚死因再说。”

“解剖？你敢动我婆娘娃的身子试试！”陈守业眼睛红得像要滴血，举起锄头就要砸过去。黄志强眼疾手快，一把抱住他的腰：“老陈！冷静！解剖是为了查明真相，给你妻儿报仇啊！”

混乱中，不知是谁喊了一句“打他！”，一块石头飞了过来，擦着王建国的耳朵砸在铁皮门上，迸出火星。黄志强知道再拖下去就要出人命，猛地拔出配枪，对着天空扣动了扳机~“砰砰！”两声枪响，像炸雷一样在镇上空回荡。

人群瞬间安静下来。陈德明也赶紧拉住陈守业：“老陈，不能闹大！闹大了咱们有理也变没理了，还怎么给你妻儿讨说法？”他压低声音，“先回去，咱们联名写请愿书，让上面来查！”

在村干部和亲戚的劝说下，愤怒的村民渐渐散去。夕阳西下时，陈守业一个人坐在鱼塘边，望着水面上漂浮的死鱼，泪水混着汗水往下淌。他不知道，这只是这场噩梦的开始，死亡的毒影，才刚刚在金利镇展开它的翅膀。

三天后，三药管理区政府的办公桌上，堆起了一叠厚厚的请愿书，签名和按满红手印的纸页足足有几千张，核心只有一个：关闭立新金矿，查明死因，还死者公道。高要市政府紧急召开会议，要求公安机关彻查此事，可最大的难题摆在面前，陈守业等死者家属死活不同意解剖尸体，他们坚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解剖是对死者的亵渎。

调查陷入僵局时，更荒诞的一幕出现了。金利镇的村民们开始流传“触怒河神”的说法，有人说，立新公司排污污染了西江支流，得罪了河神，所以河神降罪，先是死牲畜，再是死人。镇外的观音庙前，挤满了求神拜佛的村民，香火缭绕得能呛得人咳嗽。有人带着供品跪在庙前，磕得头破血流；家家户户的门框上，都贴上了黄纸写的辟邪符咒，连镇里的学校门口，都挂起了道士画的“平安符”。

可符咒挡不住死亡的脚步。8月下旬，三药管理区的四个自然村——要卖村、金利村、禄村、茅岗村，陆续出现了更多“怪病”患者。症状都大同小异：突然头昏、抽搐、口吐白沫，最快的几分钟就没了气。金利村的张老太，早上还在院子里喂鸡，中午就倒在灶台边，手里还攥着没洗完的菜；禄村的小学生李伟，课间操时突然倒地，送到医院时已经没了呼吸。

恐慌像瘟疫一样蔓延。镇里的卫生院挤满了患者和家属，病床不够，就用木板搭在走廊上；药品告急，护士只能用生理盐水给患者输液维持。更可怕的是，谣言开始发酵，有人说这是“霍乱”，有人说是“麻风病”，还有人说这是“外国传进来的怪病”。为了躲避“瘟疫”，大量村民收拾行李，拖家带口地往外地投亲靠友。镇里的学校停课了，工厂停工了，连镇口的菜市场都没人敢去，只有几只野狗在空荡的街道上乱窜。

有村民想去肇庆市避难，可一说是“金利来的”，对方立马关门拒客；甚至有亲戚在电话里说“你们别过来，万一传染了怎么办”。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紧邻香港，这件事很快被香港媒体捕捉到。《大公报》《文汇报》都刊登了相关报道，标题触目惊心，《高要怪病夺数命，村民逃亡避瘟疫》。消息像长了翅膀，传到了台湾、韩国，甚至西方一些国家的媒体也进行了报道，给当地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9月1日，高要市和上级肇庆市组成联合工作组，进驻三药管理区。工作组刚到，就收到了一条重要线索：8月27日，要卖村村民陈广明发现自家鱼塘里的鱼苗全翻了肚子，浮在水面上白茫茫一片。他沿着鱼塘边排查，在靠近公路的草丛里，找到了十几个“毒鼠强”的空瓶子。陈广明赶紧报了警，派出所的人来取了证，却初步判断是“有人浑水摸鱼”，趁着金矿污染的风波，故意毒他的鱼泄愤。

“这绝对是关键线索！”工作组组长、肇庆市公安局副局长周志坚在碰头会上拍了桌子，“现在已经死了4个人，都是不明不白的。虽然家属不同意解剖，但从鱼塘的情况看，人为投毒的可能性很大！”

“可我觉得不对劲。”金利镇派出所的老刑警刘建国皱着眉，“如果是投毒，怎么能投得这么广？四个村子都有病例，涉及几十户人家。而且毒鼠强毒性烈，吃了马上就发作，可这几个死者，有的是在路边走，有的是在家里做饭，根本不是集中发病。更奇怪的是，一家人吃同样的饭、喝同样的水，偏偏只有老人和孩子死了，年轻人却没事，这不符合投毒的规律。”

刘建国的话让会议室陷入了沉默。大家都觉得有道理，可又找不到更好的解释。最终，周志坚拍板：“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一方面加大巡逻力度，排查可疑人员；另一方面，继续做家属的工作，必须争取解剖尸体，查明死因！”

从那天起，金利镇的主要街道、村与村之间的路口，都出现了巡逻队员的身影。他们穿着制服，带着手电筒和橡胶棍，24小时轮班值守。刘建国负责要卖村的巡逻，有天深夜，他和队员小张走在村道上，月光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远远地，他们看见一个穿灰布衫的妇女，低着头快步往前走。

“谁？站住！干什么的！”刘建国大喝一声，手电筒的光柱直射过去。那妇女吓得一哆嗦，停下脚步，转过身来，脸上带着慌乱。“我……我肚子疼，出来上趟厕所。”她的声音细细的，眼神躲闪着不敢看他们。

刘建国上下打量了她一番：中等身材，脸上带着农村妇女常见的风霜，手里攥着一个深色的布包。“这么晚了，上完厕所赶紧回家，别在外头晃。”他没多想，这段时间夜里出来上厕所的村民不少，大家都怕家里的厕所“不干净”。他挥了挥手，带着小张继续往前走。

他不知道，这个自称“肚子疼”的妇女，正是这场噩梦的始作俑者；更不知道，她手里的布包里，装着足以致命的毒药。这段被忽略的插曲，让投毒者的罪恶又延续了一个多月。

巡逻持续了三个星期，可死亡案件非但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到9月中旬，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8人，中毒入院的有60多人。消息传到省里，省公安厅厅长梁国聚、卫生厅厅长黄庆道亲自从广州赶来，在三药管理区的临时指挥部坐镇，立下“问题不解决，绝不回省城”的军令状。国家公安部也派来了工作组，带着全国顶尖的刑侦和法医专家，加入侦破队伍。

9月16日早晨，要卖村的小男孩陈泽辉，攥着母亲给的五毛钱，跑到村头的小食店买粥。食店老板李嫂舀了一碗热腾腾的瘦肉粥，递给他：“阿辉，慢点喝，刚煮好的。”陈泽辉点点头，捧着粥碗往家走。回到家，他把粥分成两半，一半给了正在缝衣服的母亲，自己端着另一半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不到半个小时，陈泽辉突然抱着肚子尖叫起来，身体开始剧烈抽搐，口吐白沫。母亲吓得魂飞魄散，抱着他就往卫生院跑，可刚到门口，孩子就没了呼吸。而她自己，因为只吃了小半碗粥，一点事都没有。

这个病例让专家组眼前一亮，同一碗粥，吃得多的孩子死了，吃得少的母亲没事，这高度符合中毒的特征！医疗专家组组长、广东省人民医院的张教授立刻找到陈泽辉的母亲：“大姐，孩子死得蹊跷，只有解剖才能查出来是怎么死的，才能抓住凶手，不然还会有更多人受害！”

可陈泽辉的母亲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不行！我娃不能被开膛破肚！他是被立新公司的毒水害死的，不用解剖我也知道！”任凭张教授和民警怎么劝说，她就是不同意。专家组没办法，只能对陈泽辉的尸体进行体表检验，指甲发绀、瞳孔缩小、口腔有异味，这些都是典型的中毒症状，但具体是什么毒，还是查不出来。

此时，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12人，中毒入院的83人里，有10人还在重症监护室抢救。公安部工作组下了死命令：必须在一周内找到突破口！所有警察全部下到一线，走访所有病人和家属，采集样本，排查线索。

刘建国负责走访住院病人，那段时间，他几乎没合过眼。白天，他在医院里挨个询问病人发病前吃了什么、喝了什么、去过哪里，详细记录在笔记本上；晚上，他和同事们整理笔录，绘制病人住宅的平面图，分析可能的中毒地点。为了采集样本，他和同事们几乎成了“专职护理”，病人一有呕吐物、排泄物，他们立刻用特制的容器接好，马不停蹄地送到检测中心。

“那段时间，我们身上的味儿比医院的厕所还难闻。”后来刘建国回忆起当时的场景，眼圈还会发红，“有个病人呕吐得厉害，吐了我一身，我连擦都没擦，先把样本装好。回到家，我老婆不让我进门，说我身上有‘毒’，连孩子都不让我抱。我只能在门口的柴房睡，每天用肥皂洗三遍澡，可那股味儿好像渗进骨头里了。”

更折磨人的是心理压力。有几个民警因为连续熬夜，出现了头晕、乏力的症状，吓得以为自己也中了毒，赶紧跑去做检查，结果都是虚惊一场。刘建国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有天晚上，他在整理笔录时，突然觉得手脚发麻，当时脑子里第一个念头就是“完了，我也中招了”，后来才发现是蹲在地上太久，血液循环不畅。

警察们采集了大量样本：死者的衣物、饮食器具、呕吐物、现场发现的毒鼠强空瓶、甚至是村里的井水、鱼塘水、庄稼叶子。可因为当地医疗条件有限，很多样本送到检测中心时已经变质；少数能检测的样本，也没查出明确的毒物，只在几只死鸡的胃里发现了氟乙酰胺，一种国家明令禁止生产的剧毒农药，但在农村很常见，没法作为直接证据。

案件再一次陷入僵局。10月初，联合工作组召开紧急会议，周志坚拍着桌子说：“不管用什么方法，必须说服家属同意解剖！这是唯一的出路！”这一次，民警们改变了策略，不再只找死者直系亲属，而是请出村里的老人、宗族长老一起劝说。在农村，宗族的力量比政府的话更管用。

要卖村的宗族长老陈老爷子，是个德高望重的老人。民警们找到他，把死亡人数、中毒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还带他去医院看了那些在重症监护室里挣扎的病人。“陈老爷子，”刘建国握着他的手，“现在不是讲老规矩的时候了。再不查清楚，可能整个村子的人都要遭殃。您老出面，帮我们劝劝家属，行吗？”

陈老爷子沉默了很久，最终点了点头。他带着几个宗族长辈，挨家挨户地做工作，用“为全村人保命”的理由，终于说服了6户死者家属。10月8日，这6具尸体被送往肇庆市法医鉴定中心，进行全面解剖。当解剖报告出来时，所有参与侦破的人都松了一口气，死者体内都检测出了不明来源的剧毒物质，但具体成分，还需要更专业的检测。

10月17日，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处的民警，带着这些关键检材，死猪死鸡的胃内容物、陈泽辉吃剩的米粥、死者的脏器组织、立新公司的水样，连夜赶往北京，送到了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负责此次检验的，是我国毒物检验领域的权威专家——冯世珍。

冯世珍这个名字，在刑侦系统里几乎无人不晓。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她就扎根在毒物检验第一线，近30年里，经她手检验的中毒案件检材不计其数。这些检材里，有高度**、蛆虫满爬的尸体脏器，有携带肺结核、艾滋病等传染病的死者体液，还有致癌的剧毒化学试剂。她的实验室里，常年弥漫着刺鼻的化学气味，可她从来没抱怨过——用她的话说，“每一份检材里都藏着真相，我不能辜负死者的期待”。

2000年退休后，因为工作需要，她又被中心返聘，继续战斗在一线，直到2004年因病去世。后来，公安部追授她“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她的同事们都说：“冯老师这辈子，是把命都献给毒物检验了。”

当广东的民警把案情和检材交给冯世珍时，她立刻皱起了眉头。“之前的检测排除了毒鼠强、有机磷，只在鸡胃里发现了氟乙酰胺，但人畜的症状比单纯的氟乙酰胺中毒更复杂。”她戴上老花镜，仔细翻看解剖报告，“这些检材很关键，必须尽快检验，不能耽误时间。”

冯世珍首先对检材进行分类处理。她知道，氟乙酰胺是水溶性毒物，无色无味，1984年就被国家明令禁止生产，可因为成本低、毒性强，很多不法分子还在偷偷生产。1992年轰动全国的“灭鼠大王邱满囤案”，核心就是邱氏鼠药里含有氟乙酰胺，当时冯世珍就是主要的检验人之一，最终用科学数据证明了鼠药的毒性，让邱满囤二审败诉。

为了排除干扰，冯世珍采用了“空白对照法”，在检验检材的同时，用同样的试剂和步骤检验空白样本，确保结果的准确性。光是溶液萃取这一道工序，她就连续做了三天三夜，控制溶剂浓度、调节酸碱度、反复过滤提纯，每一个步骤都精益求精，稍微出一点错，就可能导致整个检验前功尽弃。

与此同时，她的同事何毅负责用气相色谱、气质联用等大型仪器，对萃取液进行逐项排除检测。10月29日，广东警方又送来一份新的检材，4天前突发死亡的村民陆某的脏器组织，冯世珍二话不说，立刻加入到新检材的处理中。

检验过程中，冯世珍的老毛病，关节炎犯了，膝盖肿得像馒头，每走一步都疼。同事们劝她休息，她却说：“广东那边还有人在等着，多耽误一天，就可能多一个受害者。”她把热水袋敷在膝盖上，继续坐在实验台前，直到完成所有检材的初步检验。

为了确保结果万无一失，11月6日和10日，冯世珍将所有检材和对照样本，分两批送到军事医学科学院，用核磁共振仪进行复核——这种仪器能精准检测出物质的分子结构，是当时最权威的检验手段之一。在邱满囤案中，就是军科院的核磁共振检测，最终证实了鼠药中的氟乙酰胺成分。

11月21日，军科院的检验结果送了回来。冯世珍拿着报告，和自己的检验数据逐一对比，当看到“所有项目完全吻合”时，她终于露出了笑容。当天下午，她就拨通了广东工作组的电话，声音里带着抑制不住的激动：“查出来了！是氟乙酰胺和氟乙酸钠，两种剧毒物质混合中毒！”

鉴定书很快发往广东：死猪死鸡的胃内容物、陈泽辉吃剩的米粥中，都检测出氟乙酰胺和氟乙酸钠；死者陈某的脏器组织中，检测出氟乙酸钠；鸡胃内容物中，还检测出少量毒鼠强。其余检材中，未发现这几种毒物，这就意味着，立新公司的排污虽然造成了环境污染，但并不是导致人畜死亡的直接原因。真正的凶手，是人为投毒！

真相的方向终于明确。工作组立刻调整侦查方向，从“排查污染”转向“抓捕投毒者”。就在这时，一条关键线索传来，11月中旬的一天，金利镇一家小吃店的服务员，亲眼看到一个当地妇女，在吃完早餐后，偷偷往店里的公用水壶里倒了些白色粉末。

“那女人看着挺老实的，穿件灰布衫，手里拎着个黑布包。”服务员回忆说，“她倒完粉末就赶紧走了，我觉得不对劲，就报了警。”警方立刻对水壶里的水进行检测，结果显示，水中含有大量的氟乙酰胺和磷化锌——又是两种剧毒物质。

“投毒者就在我们身边！”周志坚在动员大会上说，“从投毒地点来看，她是无差别投毒，不管是亲戚还是陌生人，都可能成为目标。这种人极度危险，必须尽快抓获！”

最初，警方把排查重点放在了“邻里关系差、爱撒泼、不孝顺公婆”的妇女身上，按照常理，投毒者往往是因为积怨才作案。可排查了半个月，筛查了近百名符合条件的妇女，一点线索都没有。

“我们可能搞错方向了。”公安部工作组的刑侦专家李警官提醒道，“这个投毒者能潜伏五个月不被发现，说明她很会伪装，邻里评价肯定很好，这样才能降低别人的警惕。你们反过来想想，那些‘老实本分、人缘好’的妇女，有没有可疑的？”

这个思路一下子打开了僵局。警方重新梳理线索，让小吃店服务员对重点嫌疑人的照片进行辨认。当看到42岁的要卖村妇女杜润琼的照片时，服务员立刻指着说：“就是她！我认得她的脸！”

杜润琼，小学三年级文化，平时在村里以“老实本分”着称，孝顺公婆，和邻居相处和睦，谁也没想到她会和投毒案联系起来。警方立刻对她展开外围侦查，发现她有个19岁的儿子叫汤友华，母子俩经常在夜里一起出门，行踪诡异。更重要的是，有村民反映，杜润琼最近经常去镇外的庙里求签，还买过不少“老鼠药”。

12月7日，警方在杜润琼的家中，将她和儿子汤友华一举抓获。当民警冲进家门时，杜润琼正在用铝锅搅拌一些白色粉末，旁边的袋子里，装着已经拌好毒药的大米。看到民警，她没有挣扎，只是平静地说：“我知道你们会来的。”

在审讯室里，杜润琼的表现让所有预审员都目瞪口呆。面对提问，她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可她说的每一句话，都让人觉得荒谬至极。“我不是故意杀人，我是在避灾。”她低着头，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我经常去庙里求签，有一次抽到签文，写着‘呼调正当朝上后，这般家境乐无恙’，我觉得这是菩萨告诉我，要铲除社会上的坏人丑事，我的家才能平安。”

她还说，后来又抽到一支签，写着“让国江山守阳光”，她把这理解为“如果再不行动，就会把江山让出去，只能在家守着阳光，遗臭万年”。就是这两句被她曲解的签文，让她动了“杀人避灾”的念头。她觉得，只要“除掉”一些人，就能让自己和家人平安，甚至能“拯救”整个村子。

为了实施投毒，她鼓动19岁的儿子汤友华和她一起干。从1995年6月开始，母子俩先是购买了甲胺磷农药，投放到村里的鱼塘里，看着鱼大批死亡，杜润琼觉得“灾气开始消散”，于是变本加厉。后来，她又买到了含氟乙酰胺和氟乙酸钠的毒鼠药，开始了更大范围的投毒。

“我们一般晚上出门，”杜润琼交代，“把毒药抹在蔬菜叶子背面，灌进牛嘴里，用米、猪油渣拌着毒药到处撒。后来觉得这样太慢，就往小吃店的粥里、村民家的厨房里投。”她甚至为了方便携带，买了2300多个毒鼠强的空瓶子，用来装自己混合的毒药，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之前在鱼塘边发现毒鼠强空瓶，却检测不到毒鼠强成分。

审讯到这里，刘建国突然想起了那个深夜巡逻时遇到的妇女，穿灰布衫、拎黑布包、说自己肚子疼，那不就是杜润琼吗？如果当时他能多留个心眼，检查一下她的布包，或许就能早一点阻止这场悲剧。想到这里，刘建国的拳头重重地砸在桌子上，眼里满是自责。

12月11日，警方将从杜润琼家中搜出的铝锅、背包、毒大米等物品，再次送往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检验结果显示，铝锅上残留着氟乙酰胺，毒大米中含有大量氟乙酸钠，背包里也检测出毒物成分，铁证如山。

根据杜润琼的供认和警方的侦查，这场持续五个月的投毒案，共造成163人次中毒，18人死亡，243头猪、3000多只鸡、300多条鱼、10头牛死亡，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80多万元。死者中，有老人，有孩子，有刚结婚的年轻人，他们和杜润琼无冤无仇，却因为她荒诞的念头，失去了生命。

1995年12月26日，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以投毒罪判处杜润琼、汤友华死刑。面对判决，母子俩竟然不服，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杜润琼在上诉状里写道：“我是为了避灾，不是故意杀人，请求法院从轻发落。”

1996年1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月8日，杜润琼和汤友华被押赴金利镇刑场，执行枪决。行刑前，杜润琼看着远处的观音庙，嘴里还在念叨着签文，直到枪声响起，她荒诞而罪恶的一生，终于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