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案纪实録 第63章 沟渠里的行李箱

2014 年 12 月 22 日的银川，冬天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人脸上。天刚蒙蒙亮时，街上的积雪还没化透，车轮碾过路面会留下两道深色的辙印，很快又被飘落的碎雪覆盖。王俊裹紧了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色棉袄，棉袄的袖口磨出了毛边，领口还沾着去年冬天的油渍。他从甘肃庆阳来银川快半个月了，揣在怀里的简历已经被揉得皱巴巴的，边角处还沾着汗渍 —— 这半个月里，他跑遍了劳务市场和大街小巷的招工启事，却连一份临时工都没找到。

上午九点多，王俊走到了丽景街附近。这条街算不上繁华，路边大多是低矮的商铺，有卖五金的、修电动车的，还有几家挂着 “招工” 牌子的餐馆。他站在一家面馆门口，盯着玻璃窗上贴的 “招服务员，包吃住”，犹豫了半天还是没进去 —— 前几天他去类似的餐馆应聘，老板嫌他年纪大（他今年已经 42 岁了），又没干过服务业，客气地把他打发走了。冷风顺着衣领灌进来，王俊打了个寒颤，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只剩下三块五毛钱，够买一个馒头当午饭。

大概十点左右，王俊突然觉得小腹一阵发紧，内急的感觉来得又急又猛。他环顾四周，这条街上全是商铺，门口连个公共卫生间的指示牌都没有。他赶紧往商铺后面走，想找个隐蔽点的地方，可后面要么是居民楼的院墙，要么是堆放杂物的巷子，根本没有能方便的地方。情急之下，他看到不远处有片树林 —— 那是丽景街旁的绿化带，冬天树叶都落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里面有条浅浅的沟渠，平时没什么人去。

王俊攥紧了拳头，忍着越来越强烈的尿意，快步钻进了树林。脚下的落叶被踩得 “咯吱” 响，寒风穿过树枝，发出 “呜呜” 的声音。他往沟渠那边走，想着找个沟渠边的草丛，既能隐蔽，又不会弄脏裤子。可刚走到沟渠旁边，一个东西突然撞进了他的视线 —— 那是个豆绿色的行李箱，就放在沟渠边的枯草丛里，箱子立着放，滑轮陷在松软的泥土里。

王俊愣了一下。这树林里平时没人来，怎么会有个行李箱？他走近了些，发现箱子很新，牛津布的面料连个划痕都没有，滑轮上的塑料膜似乎都没完全撕掉，只是沾了点泥土。箱子的拉链拉得很严实，但因为里面塞得太满，箱体被撑得鼓鼓囊囊的，侧面的布料都绷紧了，好像再稍微用力，拉链就会崩开。

“谁把箱子放这儿了？” 王俊心里嘀咕着，内急的感觉竟然淡了些。他蹲下身，盯着箱子看 —— 箱子上没有贴托运标签，也没有任何能表明主人身份的东西。好奇像藤蔓一样缠上了他的心头，他伸出手，手指碰到箱子的面料，冰凉的触感传来。他犹豫了一下，还是伸手抓住了拉链头 —— 拉链是银色的，拉起来有点涩，他用了点力气，“刺啦” 一声，拉链被拉开了一道缝。

就在这一瞬间，王俊的呼吸突然停住了。

一道苍白的皮肤从缝隙里露出来，那是人的皮肤，而且看形状，像是一条腿。王俊的眼睛一下子瞪圆了，大脑一片空白，他甚至忘了呼吸，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窜到头顶。他下意识地又拉了拉拉链，缝口更大了些 —— 这次他看得更清楚了，那确实是一条人腿，穿着深色的裤子，裤脚卷着，脚踝处露出来，皮肤白得吓人。

“妈呀！” 王俊猛地往后一退，屁股重重地摔在地上，后背撞到了一棵小树，疼得他龇牙咧嘴，可他根本顾不上疼。他的心脏 “砰砰” 狂跳，像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胃里一阵翻腾，刚才憋住的尿意早就没了，取而代之的是强烈的恐惧。他哆哆嗦嗦地摸出手机 —— 那是个二手的诺基亚，屏幕都裂了道缝，他按了好几次，才按对了 110 的号码。

“喂…… 喂！警察同志！” 王俊的声音发颤，几乎不成调，“我、我在丽景街的树林里…… 看到一个箱子，里面、里面好像有人！”

电话那头的民警让他保持冷静，问清了具体位置，说马上就到。王俊挂了电话，坐在地上，盯着那个行李箱，浑身止不住地发抖。他想站起来离开，可腿像灌了铅一样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个鼓胀的箱子，耳边全是自己的心跳声和呼啸的风声。

大概十五分钟后，远处传来了警车的鸣笛声，越来越近。王俊像是看到了救星，挣扎着站起来，朝着声音的方向挥手。很快，两辆警车停在了树林外面，下来了七八个民警，其中几个人穿着深蓝色的警服，还有两个戴着白手套、背着勘察箱的技术人员。

“是你报的警？” 带头的民警走到王俊面前，他看起来四十多岁，眼神很锐利，说话声音很沉稳。王俊点点头，指了指沟渠边的箱子：“就在那儿…… 我拉开一点拉链，看到了人腿。”

民警没再多问，转身对身后的人说：“先拉警戒线，保护现场。” 两个年轻民警立刻拿出黄色的警戒线，绕着箱子周围拉了一圈，防止有人靠近。技术人员打开勘察箱，拿出相机、手电筒、卷尺等工具，小心翼翼地走到箱子旁边。

“箱子是豆绿色牛津布材质，带四个滑轮，看起来是全新的。” 一个技术人员一边观察一边说，另一个人拿着相机，从不同角度拍着照片，闪光灯在树林里亮起，显得格外刺眼。王俊站在警戒线外面，看着他们的动作，心里还是一阵阵发紧。

为了方便勘察，两个技术人员小心翼翼地把箱子抬到了树林里的空地上 —— 那是片相对平整的土地，没有太多落叶。他们蹲下身，仔细检查了箱子的外部，发现滑轮上只有少量泥土，没有明显的磨损痕迹，拉链上也只有王俊刚才留下的指纹（后来警方确认，王俊的指纹与案件无关）。

“准备打开箱子。” 带头的民警说。技术人员拿出镊子，小心地夹住拉链头，慢慢拉开 —— 拉链拉开的过程中，能听到布料摩擦的声音，在安静的树林里显得格外清晰。随着拉链一点点拉开，箱子里的景象逐渐显露出来：一个女人蜷缩在箱子里，身体被挤得变形，脸色苍白，眼睛紧闭，已经没有了呼吸。

王俊看到这一幕，忍不住往后退了一步，捂住了嘴，胃里又开始翻腾。他活了四十多年，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景，吓得腿都软了。

法医很快赶到了现场 —— 他穿着白色的防护服，戴着口罩和手套，手里拿着一个银色的箱子。他走到箱子旁边，蹲下身，仔细检查死者的尸表。他先用手摸了摸死者的颈部，又翻开死者的眼皮，看了看瞳孔，然后用体温计测量了尸温。

“死者为女性，年龄大概在 35 到 45 岁之间。” 法医一边检查一边说，声音透过口罩传出来，有点模糊，“尸温较低，尸僵已经形成，初步判断死亡时间在 3 天左右。死因应该是机械性窒息 —— 你看这里。” 他指了指死者的颈部，“有明显的压痕，额颈处和口鼻周围都有，应该是被人按压口鼻和颈部导致窒息死亡的。”

民警们围在旁边，认真听着法医的判断。带头的民警皱了皱眉：“这里应该不是第一现场，只是抛尸现场。你看，箱子是全新的，现场没有搏斗痕迹，死者身上的衣服也比较整齐，应该是在别的地方遇害后，被凶手装进箱子里运到这里抛尸的。”

法医点点头，继续检查死者的体貌特征：“死者化妆比较浓，眼影和口红都还在，不过有点花了。刘海两侧留着两缕长发，长度到下巴。还有，她的双眼皮不自然，切口很明显，应该是做过双眼皮手术，而且手术时间不算太长，切口还没完全恢复。”

民警们仔细记录着这些特征，同时开始检查箱子里的其他物品。死者穿着一件迷彩大衣，里面是黑色的毛衣和牛仔裤，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的运动鞋。箱子里除了死者，还有一些其他物品：一件银色的男士外套，叠放在死者的腿边；一双黑色的皮革护膝，放在箱子的角落里；还有一个透明的塑料袋，里面装着一些洗漱用品。

“这件外套看起来是男士的。” 一个民警拿起那件银色外套，仔细看了看，“尺码是 xL 的，材质是化纤的，上面有少量血迹 —— 应该是死者的血。” 他把外套放进了证物袋里，“从样式来看，这件外套不是死者的，很可能是凶手留下的。”

另一个民警拿起了那双黑色护膝 —— 护膝是皮革材质的，内侧有一层薄薄的毛绒，看起来很厚实，适合冬天穿。“这护膝有点奇怪。” 他皱了皱眉，“在咱们银川，冬天只有骑摩托车的人才会戴这种护膝，用来保暖。但这护膝没有明显的品牌标识，也看不出来是男士还是女士的 —— 你看，尺码是均码的，男女都能穿。”

民警们讨论起来：“这护膝有可能是死者的随身物品，凶手抛尸的时候一起放进箱子里了；也有可能是凶手的，抛尸时不小心遗留在箱子里的。” 但不管是哪种可能，他们都需要先确定护膝的来源。后来警方调查发现，这款护膝产自河北，因为价格便宜（市场价大概 30 块钱一双）、保暖性好，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销售，销量很大，要想通过护膝追踪到凶手，难度很大，几乎是大海捞针。

接下来，民警们的目光落在了死者的耳朵上 —— 死者的右耳戴着一只金色的耳钉，耳钉的形状是 “K” 字形，看起来不是纯金的，应该是镀金的，上面有一些细小的划痕。但奇怪的是，死者的左耳也有耳洞，却没有戴耳钉。

“怎么只有一只耳钉？” 一个民警疑惑地说，“会不会是掉在箱子里了？” 他们小心翼翼地检查了箱子里的每一个角落，包括死者的衣服口袋、箱子的缝隙里，甚至把死者的衣服都轻轻翻了一遍，可还是没找到另一只耳钉。

“难道是掉在第一现场了？或者是凶手拿走了？” 带头的民警皱了皱眉，这个疑问暂时没有答案。

随后，民警们打开了那个透明的塑料袋，里面装着一套洗漱用品：一支白色的牙刷、一管小包装的牙膏（大概只用了一半）、一把塑料梳子，还有一块小香皂。这些洗漱用品的包装都很简单，看起来不是家用的大包装，反而像是小旅馆里提供的一次性洗漱用品 —— 牙刷的刷毛有点弯曲，上面还残留着一点牙膏，梳子的齿缝里夹着几根长发（后来确认是死者的）。

“这些洗漱用品是死者的吗？还是别人丢弃在这里，刚好被凶手一起装进箱子里的？” 一个民警提出了疑问。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警方很快将洗漱用品送到了实验室进行 dNA 检测 —— 结果显示，牙刷上检测出了死者的 dNA，梳子上的头发也与死者的 dNA 一致。

“这说明，这些洗漱用品是死者用过的。” 带头的民警说，“死者应该是在银川的某个小旅馆住过，这些洗漱用品是旅馆提供的，她用过后放在了身边，结果被凶手一起装进了箱子。” 这个发现让警方看到了一丝希望 —— 如果能找到死者住过的旅馆，或许就能找到第一现场，甚至锁定凶手。

但眼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凶手是怎么把这个装满尸体的箱子运到这里的？

这个行李箱不算小，长大概 70 厘米，宽约 50 厘米，加上死者的体重，总重量大概有 60 公斤。这么重的箱子，凶手一个人搬运肯定很吃力，而且这里是树林，周围没有公路，汽车开不进来，凶手是怎么把箱子运到这里的？

民警们开始在现场周围仔细搜索，希望能找到凶手留下的痕迹。在距离箱子五六米远的地方，一个年轻民警发现了一组车轮印 —— 那是自行车的车轮印，印在松软的泥土上，因为冬天泥土有点冻硬，所以印子不算太深，但能清楚地看到轮胎的花纹（横纹花纹）。车轮印的旁边，还有一组清晰的足迹，尺码大概是 42 码，鞋底的花纹是格子状的，上面沾了些泥土。

“这会不会是凶手留下的？” 年轻民警兴奋地说，“凶手会不会是骑自行车把箱子运到这里的？”

为了验证这个猜测，警方决定做一个侦查实验。他们找来了一个和现场发现的行李箱一模一样的新箱子，又找了一个体重 60 公斤的志愿者（和死者的体重差不多），让志愿者躺在箱子里，模拟死者的状态。然后，他们找了一辆普通的自行车，让另一个志愿者骑着自行车，把箱子固定在自行车的后车架上，沿着现场的路线骑行 —— 也就是从树林外面的小路骑进树林，到抛尸地点附近。

“重点观察车轮印的宽度和深度。” 带头的民警说。实验开始后，志愿者骑着载有箱子的自行车，慢慢骑过树林里的泥土路，车轮在地上留下了清晰的印子。民警们用卷尺仔细测量了这组车轮印：宽度约 40 毫米，深度约 35 毫米。

然后，他们又让志愿者骑着空自行车，沿着同样的路线骑行，测量空车留下的车轮印：宽度约 30 毫米，深度约 20 毫米。

“现场发现的车轮印，宽度是 30 毫米，深度是 20 毫米，和空车留下的车轮印一致。” 一个民警对比了数据后说，“这说明，现场的车轮印是在没有负重的情况下形成的，也就是说，凶手不是骑自行车把箱子运到这里的。”

这个结论让民警们有点失望 —— 原本以为能找到抛尸方式的线索，结果又断了。

整个现场勘察下来，警方掌握的线索其实并不多：一具身份不明的女尸，一件男士银色外套，一双黑色护膝，一只 K 字形金色耳钉，一套小旅馆的一次性洗漱用品，还有一组无关的自行车轮印。死者的身份无法确定，第一现场的位置不知道，凶手的抛尸方式也不明确 —— 这起无名抛尸案，一开始就陷入了困境。

案发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丽景街附近的居民们都在议论这件事，有人说 “银川出现了连环杀手”，有人说 “死者是个大学生，被人绑架后杀害的”，还有人说 “抛尸的地方经常闹鬼，现在更不敢去了”。这些谣言越传越邪乎，甚至有人把这件事和几年前的其他案件联系起来，搞得人心惶惶。

网络上的传言更是离谱。有网友在微博和论坛上发帖，编造了 “凶手是个变态，已经杀了三个人”“警方已经锁定嫌疑人，但不敢公布” 等不实信息，这些帖子被大量转发，阅读量很快就超过了 10 万。

警方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不能再被动应对了，必须主动引导舆论。” 局里召开了紧急会议，局长说，“一方面要澄清谣言，避免引起恐慌；另一方面要发布协查通告，动员群众提供线索 —— 咱们现在最缺的就是死者的身份信息，只要确定了死者是谁，案子就好办多了。”

于是，警方决定通过官方渠道发布案件信息。他们先是在银川市公安局的警务微博上发布了协查通告，里面详细描述了死者的体貌特征（35-45 岁女性，双眼皮手术痕迹，右耳戴 K 字形金色耳钉，穿迷彩大衣和黑色牛仔裤），以及现场发现的关键物证（男士银色外套、黑色护膝、小旅馆一次性洗漱用品），并留下了举报电话，呼吁市民提供线索。

随后，他们又在微信公众号、本地论坛等平台发布了同样的协查通告，还在丽景街附近的社区、商铺、菜市场等人流量大的地方张贴了纸质通告。通告里明确写着 “请勿传播不实信息，不信谣、不传谣”，同时承诺 “对提供有效线索的市民，将给予适当奖励”。

协查通告发布后，很快就引起了广泛关注。银川市公安局的警务微博上，这条通告的转发量很快就超过了 5000 次，评论量也有 3000 多条。很多市民在评论里留言，有的说 “会留意身边的可疑人员”，有的说 “如果看到符合特征的人，会立刻报警”，还有的市民提供了一些线索 —— 比如有人说 “前几天在北门汽车站看到过一个戴 K 字形耳钉的女人”，有人说 “自己店里卖过同款黑色护膝”。

民警们专门成立了线索筛选小组，负责整理和核实这些线索。他们坐在警局的办公室里，对着电脑，一条一条地看市民提供的线索，把可疑的线索标记出来，然后分派给各个侦查小组去核实。

短短两天时间里，警方就收到了数十条线索，其中一条来自通讯公司的肖师傅，引起了他们的重视。

肖师傅今年 50 岁，是银川一家通讯公司的维修员，负责丽景街附近的通讯设备维修。案发后的第二天，他看到了警方发布的协查通告，尤其是看到通告里描述的 “抛尸地点在丽景街绿化带” 时，突然想起了几天前的一件事。

“我那天加班到晚上 10 点，骑车回家的时候，刚好经过丽景街的绿化带。” 肖师傅在电话里对民警说，“当时天很黑，路上没什么人，我看到绿化带旁边停着一辆黑色的轿车，车牌号开头是宁 A（银川的车牌号），后面的数字我没看清。那辆车的右后门是开着的，地上趴着一个女人，一动不动的，我当时就觉得有点不对劲。”

民警听到这里，立刻来了精神：“你还记得具体是哪一天吗？那个女人穿什么衣服？”

“应该是 12 月 19 号晚上吧 —— 我那天加完班，看了一眼手机，是 10 点 05 分。” 肖师傅回忆说，“那个女人穿的衣服有点暗，好像是深色的，具体是什么颜色我记不清了，因为当时光线太暗。我本来想停下来看看她是不是出事了，但又怕惹麻烦，就拍了张照片，然后赶紧骑车走了。”

“照片还在吗？能不能给我们看一下？” 民警问。

“在，在我手机里。” 肖师傅说。

当天下午，民警就赶到了肖师傅的工作单位。肖师傅拿出手机，打开了那张照片 —— 照片确实是在晚上拍的，光线很暗，画面有点模糊，但能看到一辆黑色轿车停在路边，右后门开着，地上有一个模糊的人影，看起来像是一个女人趴在地上。

民警们仔细研究了这张照片，发现肖师傅所说的地点，距离抛尸现场只有不到 500 米，而且时间（12 月 19 号）也与法医推断的 “死亡时间 3 天左右”（案发是 12 月 22 号，倒推 3 天就是 12 月 19 号左右）基本吻合。

“这辆车很可疑。” 带头的民警说，“赶紧查车牌号，找到车主。”

警方通过交通监控系统，很快查到了那辆黑色轿车的车牌号 —— 宁 A?xxxx（为保护**，此处隐去后四位），车主是银川本地的黄先生。当天晚上，民警就联系上了黄先生，让他到警局配合调查。

黄先生接到电话时很惊讶：“警察同志，我没做什么坏事啊，怎么要我去警局？”

到了警局后，黄先生看到那张照片，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哎呀，这是个误会！” 他赶紧解释，“那天晚上我和我女朋友去和朋友聚会，她喝了不少酒，我开车送她回家，经过丽景街的时候，她突然说要吐，我就把车停在路边，让她下车吐。她趴在地上吐了一会儿，缓了几分钟就上车了，我们之后就回家了，没别的事啊！”

民警们当然不会只听黄先生的一面之词，他们立刻核实了他的说法：首先，找到了黄先生当晚聚会的朋友，他们证实黄先生和他女朋友确实参加了聚会，而且他女朋友喝了很多酒；其次，找到了黄先生女朋友的家人，他们说当晚黄先生确实把女朋友送回了家，而且女朋友第二天还去医院检查了，因为醉酒引起了肠胃不适；最后，警方查看了黄先生家附近的监控，确认他当晚送女朋友回家后，就再也没出过门。

“看来这确实是个巧合。” 民警们有点失望，但还是排除了黄先生与案件的关联。

截至 12 月 25 号（案发后的第三天），警方已经排查了五十多个嫌疑对象，包括肖师傅提供的黄先生、几个提供线索的市民提到的 “可疑人员”，还有一些与现场物证相关的人员（比如卖同款护膝的商家），但都没有找到有用的线索，死者的身份依然是个谜。案件似乎陷入了死胡同，民警们的脸上都露出了焦急的神色。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转机出现了。12 月 25 号下午，银川市公安局的举报电话响了，打来电话的是一家打印店的老板王师傅。

“警察同志，我看到你们发布的协查通告了，” 王师傅的声音有点激动，“我觉得你们说的那个死者，可能是我店里的一个顾客！”

民警们立刻精神起来：“您详细说说，那个顾客是什么样的？”

王师傅的打印店开在银川老城区的一条巷子里，店面不大，只有十几平米，门口挂着 “老王快印图文” 的红色招牌，已经开了十几年了，附近的居民都认识他。王师傅说，大概在 12 月 17 号上午，店里来了一个女顾客，这个顾客之前也来过两次，都是来做名片和印章的。

“她第一次来是 12 月 10 号，说要开个旅馆，需要做名片，上面要印她的名字和联系方式，还有旅馆的地址（当时她还没确定地址，只写了‘银川市北门附近’）。” 王师傅回忆说，“第二次是 12 月 12 号，她来改名片的内容，把联系方式改了一个。第三次就是 17 号上午，她来做印章，说旅馆快开了，需要印章用来登记。”

让王师傅印象深刻的是，这个女顾客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来店里，都戴着一副黑色的大框墨镜，即使在室内也不摘。“我当时就觉得奇怪，室内光线又不亮，戴墨镜干嘛？” 王师傅说，“我问过她一次，她说眼睛不舒服，怕光。后来我趁她低头看名片样本的时候，从侧面看了一眼，发现她的眼睛上面有两道很明显的印子，像是刚做过双眼皮手术，切口还没长好，可能是怕别人看到，所以才戴墨镜遮着。”

民警们听到这里，心里一动 —— 协查通告里提到，死者做过双眼皮手术，这和王师傅说的情况吻合。

“还有，” 王师傅继续说，“这个女顾客的右耳戴着一只金色的耳钉，形状像是个‘K’字，左耳没戴。我当时还问她，怎么只戴一只耳钉，她说另一只掉了，找不到了。这和你们通告里说的‘右耳戴 K 字形金色耳钉’也一样！”

“还有别的特征吗？比如她穿什么衣服？” 民警赶紧问。

“她第三次来的时候，穿的是一件迷彩大衣，腿上还套着一对黑色的护膝。” 王师傅说，“我当时还跟她开玩笑，说‘现在天这么冷，戴护膝骑车暖和’，她笑了笑，没说话。你们通告里说死者穿迷彩大衣，还有黑色护膝，这不就是同一个人吗？”

王师傅的话让民警们兴奋不已 —— 这几个特征（双眼皮手术痕迹、K 字形金色耳钉、迷彩大衣、黑色护膝）完全符合死者的体貌特征和现场物证，这个女顾客很可能就是死者！

“您能确定她是 12 月 17 号上午来的吗？她离开的时候是什么情况？” 民警问。

“确定，17 号上午 10 点左右来的，10 点 15 分左右离开的。” 王师傅说，“她离开的时候，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的是我给她做的印章半成品 —— 因为印章需要晾干，我让她下午 3 点来取，她答应了。可到了下午 4 点多，她还没来，我就给她打电话，结果打不通；我之前加过她的微信，就给她发微信，过了几分钟，她微信回了一条语音，但不是她的声音，是个男人的声音，说‘好的，马上过去’。可我等了半天，也没人来取印章，直到现在，那个印章还在我店里呢！”

“男人的声音？” 民警们立刻注意到了这个细节，“您还记得那个声音是什么样的吗？比如年龄、口音？”

“声音有点低沉，听起来大概三十多岁，有本地口音，但又不是纯银川口音，像是周边旗县的。” 王师傅回忆说，“当时我还觉得奇怪，怎么是个男人回复，现在想想，可能那个男人就是凶手！”

挂了王师傅的电话后，民警们立刻赶到了他的打印店。王师傅拿出了那个女顾客的名片样本和没取走的印章 —— 印章上刻着 “银川市 xx 旅馆（暂定名）”，还有一个名字：贾玉芳。

“这是她当时提供的名字，说印章上要刻这个。” 王师傅说。

民警们还调取了打印店的监控录像 —— 打印店的监控安装在柜台上方，能清楚拍到店内的情况。12 月 17 号上午 10 点 03 分，一个女人走进了打印店，她戴着黑色大框墨镜，穿迷彩大衣，腿上套着黑色护膝，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正是王师傅说的那个女顾客。监控里能看到她和王师傅交流的画面，虽然听不到声音，但能看到她指着名片样本，似乎在确认内容。10 点 15 分，她拿着塑料袋离开了打印店，走出了监控范围。

“这个女人肯定就是死者！” 带头的民警看着监控，肯定地说，“现在，我们终于有了死者的名字 —— 贾玉芳！接下来，就是确定她的身份，找到她的家人，还有那个回复微信的男人！”

警方根据王师傅提供的 “贾玉芳” 这个名字，以及 “要开旅馆”“可能来自周边旗县” 的线索，开始在全国户籍系统里进行排查。他们筛选出了所有名叫 “贾玉芳”、年龄在 35-45 岁之间、来自宁夏周边地区（比如内蒙古鄂尔多斯、乌海，甘肃庆阳、平凉等）的人员，一共找到了 12 个符合条件的 “贾玉芳”。

民警们逐一核实这 12 个人的信息，排除了 11 个 —— 其中有 5 个已经去世，3 个年龄不符（实际年龄超过 50 岁），2 个一直在本地生活，没有来银川的记录，1 个是男性（重名）。最后剩下的一个，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今年 38 岁，离婚，之前在鄂托克旗开了一家小卖部，半年前把小卖部转让了，之后去向不明。

“这个贾玉芳的情况，和王师傅说的‘要开旅馆’很吻合 —— 转让小卖部，可能就是为了凑钱开旅馆。” 民警们觉得这个贾玉芳的嫌疑最大。他们立刻联系了鄂托克旗公安局，请求协助调查。

鄂托克旗公安局很快回复：这个贾玉芳确实在半年前转让了小卖部，她的父母还在鄂托克旗生活。12 月 15 号那天，贾玉芳跟父母说要去银川采购旅馆用品，之后就再也没联系过家人，她的父母还以为她在银川忙，没太在意，直到警方联系他们，才知道女儿可能出事了。

12 月 26 号上午，银川警方的侦查人员驱车前往鄂托克旗 —— 两地相距 800 多公里，冬天的高速路有点滑，他们开了 10 个多小时，才到达鄂托克旗。在当地警方的陪同下，他们找到了贾玉芳的父母。

贾玉芳的父母都是农民，年纪快 70 了，身体不太好。当民警告诉他们 “贾玉芳可能遇害” 的消息时，老两口一下子就懵了，贾玉芳的母亲当场就哭晕过去，被民警及时送到了附近的医院。醒来后，她拉着民警的手，哽咽着说：“我女儿怎么会出事啊…… 她去银川开旅馆，是想让我们过上好日子啊……”

民警们心里也不好受，只能安慰老两口，然后采集了他们的 dNA 样本 —— 需要通过 dNA 比对，确认死者就是贾玉芳。

12 月 27 号，dNA 比对结果出来了：死者的 dNA 与贾玉芳父母的 dNA 完全吻合！警方终于确定，死者就是来自内蒙古鄂托克旗的贾玉芳！

根据贾玉芳父母的回忆，贾玉芳离婚后，一个人开小卖部，很辛苦，但很能干，攒了一些钱。半年前，她跟父母说 “银川游客多，开小旅馆能赚钱”，就把小卖部转让了，凑了十几万，准备去银川开旅馆。她之前已经去银川考察过好几次，每次都是住小旅馆，因为小旅馆便宜，而且离批发市场近（方便采购旅馆用品）。12 月 15 号那天，她背着一个大背包，里面装着换洗衣服和采购清单，跟父母说 “这次去银川要采购床品、洗漱用品这些，大概一周回来”，之后就再也没打过电话 —— 父母以为她忙，没敢打扰她，没想到竟然出了这样的事。

“她之前去银川，有没有跟你们提过什么人？比如朋友、合作伙伴之类的？” 民警问。

贾玉芳的母亲想了想，摇了摇头：“她没怎么提过，只说认识了一个‘李哥’，有时候会跟她一起讨论开旅馆的事。我们问她‘李哥’是谁，她也没多说，只说是在广场舞上认识的。”

“李哥？” 民警心里记下了这个名字，“还有别的吗？”

“没有了…… 她性格比较要强，什么事都自己扛，很少跟我们说她的事。” 贾玉芳的父亲叹了口气，眼里满是心疼。

确定了死者是贾玉芳后，警方的调查方向更加明确了：首先，找到贾玉芳在银川住过的小旅馆（根据现场的一次性洗漱用品，她肯定住过小旅馆），那里很可能就是第一现场；其次，找到那个 “李哥”，他很可能就是王师傅提到的 “回复微信的男人”，也是本案的关键嫌疑人。

警方决定以两个地点为中心，排查周边的小旅馆：一个是贾玉芳去过的打印店（老城区的巷子），另一个是抛尸现场（丽景街绿化带）。他们分成了十几个小组，每个小组负责排查一个区域，一家一家地走访小旅馆，查看住宿登记，调取监控录像。

银川的小旅馆很多，尤其是在北门汽车站、火车站附近，几乎每条巷子里都有几家。民警们每天从早上 8 点忙到晚上 10 点，一家一家地跑，有时候遇到不配合的旅馆老板，还要耐心解释半天。

功夫不负有心人，12 月 28 号下午，一个侦查小组在北门汽车站附近的 “如家小旅馆”（并非连锁酒店，只是名字相似）有了发现。这家旅馆的老板姓刘，50 多岁，看到民警出示的贾玉芳的照片（根据监控截图和家人描述制作的）后，立刻说：“我见过这个女人！大概在 12 月 15 号下午，她和一个男人一起来住过店！”

民警们立刻来了精神：“您能详细说说吗？他们住了几天？那个男人是什么样的？”

“15 号下午 4 点多来的，住到 17 号下午。” 刘老板回忆说，“那个女人戴着墨镜，穿迷彩大衣，腿上套着护膝，跟照片上一样。跟她一起来的男人大概 30 多岁，中等身材，穿一件灰色的外套，留着短发，说话有点鄂托克旗的口音。他们要了一个单间，登记的时候，是那个男人用身份证登记的，名字好像叫‘李义光’。”

“李义光？” 民警们心里一动 —— 贾玉芳的母亲提到的 “李哥”，会不会就是这个李义光？

“您这里有监控吗？能调给我们看看吗？” 民警问。

“有，大厅和二楼走廊都有监控。” 刘老板说。

民警们立刻调取了旅馆的监控录像，画面虽然不算清晰，但能清楚看到贾玉芳和李义光的身影：

12 月 15 号下午 16 点 19 分，贾玉芳走进旅馆大厅，刘老板在柜台后面。贾玉芳走到柜台前，问：“有没有单间？多少钱一晚？” 刘老板说：“80 块，有热水，能看电视。” 贾玉芳砍了砍价：“70 块行不？我住两天。” 刘老板答应了。就在这时，李义光走进了大厅，他手里夹着一根烟（后来警方确认是红塔山香烟），走到柜台前，对刘老板说：“登记一间房。” 然后拿出了自己的身份证，刘老板登记的时候，贾玉芳站在旁边，看了看手机，偶尔和李义光说几句话，看起来很亲密。

登记完后，刘老板带着他们去看房间 —— 先看了 5 号房（窗户坏了，漏风），又看了 6 号房（热水不太热），最后看了 7 号房（在二楼走廊尽头，比较安静，窗户完好，热水也正常）。贾玉芳和李义光商量了一下，决定住 7 号房。刘老板把钥匙交给他们，他们就拿着行李上了楼。

12 月 16 号早上 7 点多，李义光一个人下楼，在旅馆附近的早餐摊买了豆浆和油条，拎着塑料袋回到了 7 号房。上午 10 点左右，李义光又下楼了一次，去附近的超市买了几瓶啤酒和一些零食，然后回到房间，之后就再也没出过门。贾玉芳一整天都没出门，应该是在房间里整理采购清单。

12 月 17 号早上 8 点 08 分，贾玉芳背着一个小背包，戴着墨镜，腿上套着护膝，从 7 号房出来，下楼时碰到了刘老板，她笑着说：“刘老板，我出去办点事，中午回来。” 刘老板说：“好，钥匙带好。” 贾玉芳点点头，走出了旅馆 —— 根据打印店的监控，她这是去王师傅的打印店做印章。

12 月 17 号下午 14 点 05 分，贾玉芳回到了旅馆，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打印店的印章半成品）。她上楼时又碰到了刘老板，刘老板问：“事办完了？” 贾玉芳说：“嗯，还有点东西没弄好，下午再去取。” 然后就走进了 7 号房。

从 17 号下午 14 点 05 分之后，监控里就再也没看到贾玉芳出来过。

而李义光的行踪则更加可疑：

17 号下午 14 点 05 分贾玉芳回到房间后，李义光一直没出门。直到 16 点 25 分，李义光才从 7 号房出来 —— 他的头发有点乱，脸色苍白，眼神躲闪，身上穿的不是之前的灰色外套，而是贾玉芳的迷彩大衣（大衣明显不合身，袖子太长，他卷了起来）。他走到楼梯口，又突然回头，盯着 7 号房的门看了几秒钟，然后才下楼。

走到大厅门口时，他口袋里掉了一个东西 —— 监控显示，那是一个红色的打火机，上面印着 “鄂托克旗 xx KtV” 的字样。他赶紧弯腰捡起来，然后突然又转身跑回二楼，打开 7 号房的门，快速看了一眼里面，然后关上门，用钥匙锁好，又拉了拉门把手，确认锁好后，才再次下楼。

刘老板当时在柜台后面看电视，看到他这副慌张的样子，觉得有点奇怪，问：“小伙子，怎么了？忘东西了？” 李义光没说话，只是摇了摇头，快步走出了旅馆。

17 号下午 17 点 30 分，李义光又回到了旅馆 —— 他手里拉着一个豆绿色的行李箱，和现场发现的行李箱一模一样！行李箱的轮子在走廊里发出 “咕噜咕噜” 的声音，听起来很重。他拎着行李箱上了二楼，走进了 7 号房。刘老板问他：“需要帮忙吗？” 他头也不回地说：“不用！” 语气很生硬，带着一丝不耐烦。

之后的几个小时里，旅馆里没什么异常，监控里也没看到李义光出来。直到 22 点 21 分，李义光再次从 7 号房出来 —— 这次他穿着之前的灰色外套，手里抱着那个豆绿色的行李箱，箱子看起来很重，他走得很慢，额头冒着汗（即使是冬天，也能看到他额头的汗珠）。他走到楼梯口，小心翼翼地把箱子抱下楼，下楼时差点摔倒，刘老板想上前扶他，他却猛地躲开了，然后快步走出旅馆，朝着丽景街的方向走去 —— 那正是抛尸现场的方向！

“就是他！” 民警们看着监控，兴奋地说，“李义光肯定就是凶手！他在 7 号房杀害了贾玉芳，然后出去买了行李箱，把尸体装进去，晚上运到丽景街抛尸！”

警方立刻对 7 号房进行了勘察 —— 他们打开房门，房间里很整洁，床单铺得很平，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桌子上放着两个空啤酒瓶（正是李义光 16 号买的那种）、一个外卖盒子（里面是剩下的炒面，后来确认是李义光 17 号中午点的外卖），垃圾桶里有几个烟蒂（红塔山香烟，和李义光之前抽的一致）和一些纸巾。

民警们戴着白手套，仔细检查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床单上没有明显的血迹，但用紫外线灯照射后，发现床单的角落有少量潜血（后来确认是贾玉芳的血，应该是李义光清理过现场，但没清理干净）；啤酒瓶和外卖盒子上只有李义光的指纹；垃圾桶里的烟蒂也只有李义光的 dNA；卫生间里很干净，毛巾和牙刷都在，但只有李义光的使用痕迹，没有贾玉芳的 —— 很明显，李义光在离开前，仔细清理了房间，试图销毁证据。

“7 号房就是第一现场！” 法医确认，“虽然现场被清理过，但从床单上的潜血和贾玉芳的死亡原因来看，她应该是在这个房间里被李义光杀害的。”

确定了李义光的犯罪嫌疑后，警方立刻展开了抓捕行动。他们通过户籍系统查到，李义光也是内蒙古鄂托克旗人，今年 34 岁，无业，2010 年因为盗窃被鄂托克旗公安局拘留过 15 天。他们还查到，李义光在 12 月 17 号晚上抛尸后，没有回鄂托克旗，而是去了吴忠市（宁夏的一个地级市，距离银川约 60 公里）。

就在警方准备动身去吴忠抓捕李义光的时候，12 月 29 号上午，吴忠市公安局打来电话：李义光主动到吴忠市公安局自首了！

民警们又惊又喜 —— 没想到李义光会主动自首。他们立刻驱车前往吴忠，见到了李义光。

李义光穿着一件黑色的外套，头发凌乱，脸上长满了胡茬，眼神躲闪，看起来很憔悴。面对民警的询问，他很快交代了自己杀害贾玉芳的经过。

李义光和贾玉芳是在 2014 年 6 月认识的 —— 当时李义光在鄂托克旗待业，每天晚上都会去广场跳广场舞，贾玉芳也经常去跳。两人聊了几次，很快就熟悉了。贾玉芳说自己开小卖部，生意还不错，李义光则骗她说自己 “做小生意，能赚钱”，其实他根本没有工作，靠打零工和向家人要钱生活。

两人认识没多久，就确定了恋爱关系，李义光还搬到了贾玉芳的家里住。相处了一段时间后，贾玉芳跟李义光说，她想关掉小卖部，去银川开一家小旅馆，因为 “银川的游客多，开旅馆比开小卖部赚钱”。李义光一开始有点犹豫，但看到贾玉芳很有信心，而且他也想找个 “正经事” 做，就答应了，还说 “我支持你，钱不够的话我来想办法”。

其实李义光根本没有积蓄，他所谓的 “想办法”，就是回家骗父母 —— 他跟父母说 “自己要和朋友合伙开餐馆，需要 10 万块钱”，父母信以为真，把攒了一辈子的 9 万 6 块钱给了他。李义光把这笔钱给了贾玉芳，说 “这是我攒的，你先用着，不够再说”。贾玉芳很感动，说 “等旅馆开起来，赚了钱就还你”，但两人没有写借条。

2014 年 12 月 15 号，贾玉芳要去银川采购旅馆用品，李义光说 “我跟你一起去，帮你看看，顺便熟悉一下银川的环境”—— 其实他是怕贾玉芳骗他的钱，想盯着她，确保她真的是去开旅馆，而不是把钱卷走。

15 号下午，两人一起坐大巴从鄂托克旗到了银川，然后在北门汽车站附近的 “如家小旅馆” 住了下来，登记的是李义光的身份证。16 号一整天，贾玉芳都在房间里整理采购清单，李义光则在房间里喝啤酒、看电视，偶尔出去买东西。

17 号早上，贾玉芳去打印店做印章，李义光一个人在房间里，又喝了几瓶啤酒。下午 2 点左右，贾玉芳回到房间，看到李义光又在喝酒，顿时就生气了：“我跟你说过多少次，这次来银川是办正事，你怎么整天就知道喝酒？旅馆还没开起来，你就这个样子，以后怎么办？”

李义光喝了酒，情绪也很激动：“我喝酒怎么了？我在家待着也没碍着你！你整天出去，谁知道你是不是在骗我？那 9 万 6 是我爸妈的养老钱，你要是敢骗我，我饶不了你！”

贾玉芳更生气了：“我骗你什么了？我开旅馆是为了我们两个人好，你怎么能这么想我？这钱是我借你的，又不是不还你，等旅馆开起来，赚了钱我就还你！”

“还我？你什么时候还？” 李义光站起身，走到贾玉芳面前，“你要是不还我，我就去找你爸妈要！”

贾玉芳也急了，脱口而出：“你敢去找我爸妈？你再逼我，我就告你强奸！”

这句话彻底激怒了李义光 —— 他以为贾玉芳是在故意威胁他，想赖掉那笔钱。他当时喝了酒，失去了理智，一把抓住贾玉芳的胳膊，把她按在了床上。贾玉芳挣扎着反抗，用手抓李义光的胳膊，还大喊大叫。李义光怕被别人听到，赶紧用手捂住贾玉芳的口鼻，另一只手按住她的颈部。贾玉芳挣扎了几分钟，就不动了。

李义光松开手，发现贾玉芳已经没有了呼吸，顿时就慌了 —— 他坐在床边，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自己杀了人。他想逃跑，但又怕被警方抓到，于是就想把尸体处理掉。

他看到贾玉芳的迷彩大衣放在椅子上，就把自己沾了血的灰色外套脱下来，换上了迷彩大衣（因为他的外套上有贾玉芳的血，怕被人发现）。然后，他拿着钱包，匆匆离开了旅馆，在附近的超市买了一个豆绿色的行李箱（花了 200 块钱），又回到了 7 号房。

回到房间后，他把贾玉芳的尸体装进了行李箱 —— 因为尸体已经僵硬，他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尸体塞进去，还把自己的灰色外套、贾玉芳的黑色护膝（他记得贾玉芳平时经常戴，觉得应该一起处理掉）、还有贾玉芳用过的一次性洗漱用品（怕留下线索）一起放进了箱子里。

晚上 10 点多，他抱着行李箱离开了旅馆，沿着丽景街走，想找个隐蔽的地方抛尸。走到丽景街的绿化带时，他看到里面没人，就把箱子扔在了沟渠边，然后赶紧离开了。

抛尸后，李义光不敢回鄂托克旗，也不敢留在银川，就打车去了吴忠。他在吴忠的一家网吧里待了两天，每天都在想自己的所作所为，越想越害怕，觉得自己躲不过去，于是就在 12 月 29 号上午，主动去吴忠市公安局自首了。

李义光自首后，警方根据他的交代，核实了所有细节：他买行李箱的超市、抛尸的路线、与贾玉芳的交往过程，都与警方之前调查的结果一致。他胳膊上的抓痕，也与贾玉芳挣扎时留下的痕迹吻合。

2015 年，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审理。法院认为，李义光因口角纠纷，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犯罪情节恶劣，后果严重。但考虑到李义光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处李义光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案件告破后，民警们终于松了口气。带头的民警说：“这起案子能破，离不开群众的帮助 —— 如果没有肖师傅提供的线索，没有王师傅认出贾玉芳，我们可能还要走很多弯路。这也说明，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只要我们和群众配合好，再难的案子也能破。”

而贾玉芳的父母，在得知判决结果后，只是默默地流着泪 —— 他们失去了唯一的女儿，那个想通过开旅馆让他们过上好日子的女儿，再也回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