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桃色大案纪实 第206章 广场舞引发的血案《二》

打印店老板姓赵，他的店开在丽景街附近的一条小巷里，主要经营名片制作、印章雕刻等业务。赵老板在电话里告诉民警，12月17日上午，一名穿着迷彩大衣的女子来到他的店里，要制作名片和印章。“这个女人很特别，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来，都戴着墨镜，就算在店里也不摘。”赵老板的描述让民警们精神振奋，他们立即驱车赶到了打印店。

在打印店的办公室里，赵老板向民警详细讲述了他与这名女子的接触过程。他说，这名女子前后来过店里三次，第一次是12月12日，咨询制作名片和印章的价格；第二次是12月15日，确定了名片的设计样式，还提供了带有蒙古文字的素材；第三次就是12月17日上午，来确认印章的字体。“她说话很爽快，就是总戴着墨镜，我一开始还以为是明星呢。”赵老板笑着说，随后又严肃起来，“有一次她低头捡东西，墨镜滑下来一点，我看到她眼睛上面有两道手术的印子，跟你们通告里说的一样。”

更让民警兴奋的是，赵老板提到了一个关键细节：这名女子的右耳戴着一只金色的“K”字耳钉，左耳却没有。“我当时还问她怎么只戴一只，她说另一只掉了。”赵老板回忆道，“还有，她腿上总戴着一对黑色的护膝，说是膝盖不好，冬天怕冷。”这些特征与死者的信息完全吻合，民警们几乎可以确定，这名女子就是他们苦苦寻找的死者。

“她叫什么名字？你有她的联系方式吗？”负责记录的民警急切地问道。赵老板点了点头，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笔记本，翻到其中一页：“她叫贾玉芳，这是她留给我的电话和微信，我们当时约好17日下午三点取印章，结果她没来。”民警立即记下了贾玉芳的联系方式，同时调取了打印店的监控录像。

监控录像显示，12月17日上午十点零五分，贾玉芳离开了打印店。她穿着迷彩大衣，戴着墨镜，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刘海两侧的两缕长发垂在脸颊两侧，腿上的黑色护膝格外显眼。民警将监控截图与死者的照片比对，确认了两者是同一人。“她的名片上有蒙古文字，会不会不是本地人？”张警官看着监控截图，若有所思地说道。

顺着这个思路，民警通过户籍系统查询“贾玉芳”这个名字，发现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有一名女子与死者的信息高度匹配。为了确认身份，警方立即驱车赶赴鄂托克旗，找到了贾玉芳的家人。当贾玉芳的父母看到死者的照片时，当场泣不成声：“是玉芳啊！她12月15日说去银川采购酒店用品，之后就联系不上了！”

警方采集了贾玉芳父母的dNA样本，与死者的dNA进行比对，最终确认死者就是贾玉芳。据贾玉芳的家人介绍，贾玉芳今年41岁，之前一直在鄂托克旗打工，半年前萌生了开旅馆的想法。为了采购酒店用品，她先后三次前往银川，每次都住在小旅馆里，从不麻烦亲戚朋友。“她性格很要强，说开旅馆要靠自己，不让我们操心。”贾玉芳的母亲抹着眼泪说道，“她膝盖不好，从小就怕冷，所以冬天总戴着护膝。”

死者身份确定后，侦查工作有了明确的方向。警方分析，贾玉芳多次在银川入住小旅馆，这次很可能也住在附近。于是，侦查人员以打印店和抛尸现场为中心，对周边三公里内的所有宾馆、旅店进行了大规模排查。经过两天的排查，北门汽车站附近的一家小旅馆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这家小旅馆的老板告诉民警，12月15日下午，一名穿着迷彩大衣、戴着墨镜和护膝的女子确实在这里入住过，还和一名年轻男子一起办理了登记手续。“那个女的戴着墨镜，看不清脸，但穿着和你们描述的一模一样。”老板回忆道，“他们住的是七号房间，住了两天，17日下午那个男的一个人走了，之后就没见过那个女的。”

民警立即调取了小旅馆的监控录像。录像画面清晰地记录下了关键信息：12月15日下午16时19分，贾玉芳走进旅馆，咨询住宿事宜。她戴着墨镜，穿着迷彩大衣，腿上的黑色护膝十分显眼。随后，一名穿着灰色外套的年轻男子抽着烟走到登记窗口，与贾玉芳一起办理了入住手续。民警注意到，男子穿的灰色外套，与抛尸现场箱子里发现的男士外套款式、颜色完全一致。

监控显示，在旅馆老板的带领下，两人来到二楼挑选房间，最终选择了七号房间。12月17日上午8时08分，贾玉芳独自离开房间，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正是她去打印店取印章的时间。下午14时05分，贾玉芳回到七号房间，此后再也没有出来过。在她离开和返回的这段时间里，那名年轻男子始终没有离开房间。

最关键的画面出现在16时25分。那名年轻男子独自从七号房间出来，反常的是，他身上穿的不再是灰色外套，而是贾玉芳的迷彩大衣。他走到楼梯口，突然停下脚步，转身回到房门前，用力拉了拉门把手，确认房门已经锁好。就在他转身准备下楼时，手里的东西掉在了地上，他慌忙弯腰捡起，又再次拉了拉门把手，确认无误后才下楼。可刚走两步，他又折了回来，第三次检查房门锁况，这才匆匆下楼。整个过程中，男子的动作慌张，眼神躲闪，显然是做了亏心事。

17时30分，男子拉着一个豆绿色的行李箱回到旅馆，走进了七号房间。民警一眼就认出，这个行李箱与抛尸现场的箱子一模一样。此后的几个小时里，旅馆里没有任何异常。直到22时21分，男子再次打开七号房间的房门，双手吃力地抱着行李箱走了出来。从他紧绷的手臂和吃力的步伐可以看出，箱子里的东西异常沉重。此时，贾玉芳已经遇害，被装在了这个行李箱里。

“七号房间就是第一现场！”张警官当即下令，对七号房间进行全面勘查。侦查人员戴上手套和鞋套，小心翼翼地走进房间。房间不大，摆放着一张双人床、一个床头柜和一个衣柜。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地面也被打扫过，看起来没有任何异常。但侦查人员没有放过任何细节，他们对房间的每一个角落进行了仔细勘查，提取了床单、枕套上的纤维样本，对地面进行了鲁米诺试剂检测。

然而，勘查结果却让大家失望了，房间里没有发现任何血迹，也没有提取到有价值的指纹和足迹。“嫌疑人反侦察意识很强，作案后清理得很彻底。”技术科的民警无奈地说道。就在这时，负责查询住宿登记信息的民警传来了好消息：七号房间是用那名男子的身份证登记的，登记姓名为“李易光”，户籍所在地是鄂托克旗。

“李易光和贾玉芳都是鄂托克旗人，他们之间肯定有关系！”张警官立即安排人员对李易光的身份信息进行核查，并制定了抓捕方案。就在抓捕小组准备出发前往鄂托克旗时，吴忠市公安局传来了消息：李易光已经向当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了。

在吴忠市公安局的审讯室里，李易光低着头，双手放在膝盖上，脸色苍白。面对民警的审讯，他没有任何抵抗，平静地交代了杀害贾玉芳的犯罪事实。这个看似平静的年轻男子，背后藏着一段扭曲的感情和一场失控的怒火。

据李易光交代，他和贾玉芳是半年前在鄂托克旗的广场上认识的。当时他在广场上跳广场舞，看到贾玉芳一个人站在旁边，就主动上前邀请她一起跳。两人聊得很投机，发现彼此住得不远，之后就经常联系。随着交往的深入，两人互生好感，很快发展成了恋人关系。“我很喜欢她，觉得她很能干，有想法。”李易光的声音带着一丝哽咽，“她跟我说想开旅馆，我特别支持她。”

可贾玉芳开旅馆的想法，却遭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她给远在老家的父母打电话时，母亲在电话里哭着劝她：“玉芳啊，你都四十出头了，安稳找个人嫁了才是正事，开旅馆要投那么多钱，赔了咋办？”哥哥也在一旁帮腔，说她“不安分”“净想些不切实际的事”，不仅没答应借钱，还把她数落了一顿。

她跟李易光提起，自己还差七万多块钱的启动资金。李易光听后，当即表示愿意帮忙。

其实李易光这些年也不容易，在煤矿做检修工虽然工资不算低，但他要给老家的父母寄生活费，自己省吃俭用才攒下九万六千元，这几乎是他全部的积蓄，是他原本打算用来付首付买套小房子的钱。

但看着贾玉芳眼里的期盼，他没丝毫犹豫。第二天，他就去银行取了钱，用一个红色的信封包着，郑重地交给了贾玉芳：“这里有九万六，你先拿着用，不够咱再凑。我跟你说，钱不用着急还，等旅馆开起来，生意好了再说。”贾玉芳接过信封时，手都在发抖，眼泪唰地就流了下来，哽咽着说：“易光，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你对我的好。”李易光当时心里甜滋滋的，他原本以为这笔钱能让两人的感情更加稳固，能早日实现两人共同的小目标，可他万万没想到，这笔饱含心意的钱，最终却成了点燃悲剧的导火索。

2014年12月15日，贾玉芳告诉李易光，她要去银川采购酒店用品，让他一起去帮忙。李易光欣然同意，两人一起乘坐大巴来到银川，在北门汽车站附近的小旅馆住了下来。12月17日早上，贾玉芳去打印店确认印章的事情，李易光一个人留在房间里，觉得无聊就喝了几瓶啤酒。

下午两点左右，贾玉芳回到旅馆，看到李易光喝得醉醺醺的，顿时有些生气，开始唠叨起来：“我忙着办正事，你却在这里喝酒，一点都不上心！”李易光本来就喝了酒，被贾玉芳一骂，火气也上来了，两人当即吵了起来。争吵中，贾玉芳说自己不想开旅馆了，要当天就回鄂托克旗。

“我当时很生气，就跟她说，既然这样，咱们好聚好散，钱我暂时不用她还。”李易光回忆道，“结果她跟我说，我要是敢找她要钱，她就告我强奸她。”这句话彻底激怒了李易光，他借着酒劲，上前一把抓住贾玉芳的胳膊，将她按在床上。贾玉芳拼命反抗，大喊大叫。李易光情急之下，用双手死死扼住了贾玉芳的脖子，直到她不再动弹。

杀死贾玉芳后，李易光才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他吓得浑身发抖，冷静下来后，开始清理现场。他发现自己的灰色外套上沾了血迹，就换上了贾玉芳的迷彩大衣，然后将贾玉芳的尸体拖到地上，用被子盖好。之后，他走出旅馆，在附近的超市买了一个豆绿色的行李箱，回到房间后将贾玉芳的尸体装了进去，还把自己的外套和贾玉芳的护膝等物品一起放进了箱子。

当天晚上十点多，李易光抱着行李箱离开了旅馆，开车四处寻找抛尸地点。当他来到丽景街附近的树林时，发现这里人迹罕至，就将行李箱丢在了沟渠边，然后驾车逃离了银川。之后的几天里，他一直躲在吴忠市的一个亲戚家，每天都活在恐惧和自责中。“我每天晚上都做噩梦，梦见她来找我。”李易光抬起头，眼里满是悔恨，“我对不起她，也对不起她的家人。”

警方通过调查发现，李易光所说的借钱给贾玉芳的事情，由于没有借条和第三方证人，无法得到证实。但无论两人之间是否存在经济纠纷，李易光的行为都已经构成了故意杀人罪。随着李易光的落网，这起轰动银川的抛尸案终于告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