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二年四月,长安城春意盎然,百花争艳。然而,比春光更引人注目的,是坐落于皇城附近、毗邻国子监与大唐皇家图书馆的一处新地标——一座规模宏大、气势恢宏的崭新建筑群。青砖灰瓦,飞檐斗拱,既保留了唐风的庄重典雅,又在布局和细节上透露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实用与规整气息。建筑正门上方,悬挂着一块巨大的金丝楠木匾额,上面是李世民亲笔题写的六个鎏金大字——大唐皇家医院。
这座医院的诞生,并非一蹴而就。其源头,可追溯至一年多前,药王孙思邈在那份震撼朝野的奏疏中,所描绘的宏伟蓝图。他深受林昊带来的《赤脚医生手册》启发,不再满足于个人悬壶济世,或仅仅服务于宫廷贵族,而是立志要建立一套惠及万民的、系统化的新式医疗体系。
李世民的远见卓识与孙思邈的仁心仁术在此刻完美契合。皇帝深知,一个强盛的帝国,不仅需要强大的军队、充盈的国库、开明的文教,更需要健康的子民!百姓若无病无灾,方能安心生产,效力国家。于是,他力排众议,批准了孙思邈的请求,并下令由将作监牵头,户部、工部协同,太子李承乾监督,选址营建这所前所未有的“医院”。
筹建过程并非一帆风顺。首先便是理念的冲突。太医院内一些保守的太医令、医博士对此颇不以为然,甚至暗中非议。
“集中诊治?与市井小民同处一室?成何体统!”一位老太医吹胡子瞪眼,“医者,神圣之事,当静室独诊,岂能如集市般喧闹?”
“还有那所谓的‘消毒’、‘隔离’,简直闻所未闻!病气乃天罚,岂是用水煮、用酒擦就能避开的?”另一人附和道。
面对这些守旧之声,孙思邈展现出了坚定的决心和非凡的智慧。他并非一味强硬反驳,而是借助李世民的支持和林昊提供的理论,在尚药局典纂处内部,以及小范围的医学研讨中,通过显微镜展示“微生物”(尽管看不清病毒细菌,但能看到一些微小生物活动),通过对比实验展示煮沸消毒、酒精擦拭对预防伤口化脓的效果,用实实在在的证据,一步步说服、争取那些愿意接受新事物的同僚和年轻医官。
其次便是设计与施工的挑战。林昊根据后世医院的一些基本理念,为将作监的工匠提供了许多建议:
功能分区:明确划分门诊区(接待初步问诊)、住院区(收治重症需观察者)、手术区(进行简易外科处理)、药局(储存和配制药品)、以及孙思邈坚持要设立的“医学研习所”(用于教学和研究)。
通风采光:大量采用高窗、天井设计,确保室内空气流通,光线充足,以减少“病气”滞留。
卫生设施:引入了独立的净房(厕所)和盥洗区域,要求引流通畅,并规划了专门的污物处理通道。
建筑材料:地面铺设了易于清洗的青石板,墙面则以白灰粉刷,力求整洁明亮。
这些要求对于当时的工匠而言颇为新颖,但在将作监大匠的精心组织和太子李承乾的督促下,工匠们发挥智慧,克服困难,最终将这些理念一一实现。
与此同时,孙思邈并未等待医院完全建成才开始人才培养。他利用尚药局典纂处的资源,以及李世民特批的权限,从太医署、民间郎中乃至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年轻人中,遴选了一批心思灵敏、富有同情心且不排斥新知的“学徒”。在医院的筹建期间,他便开始对他们进行系统的培训。
培训内容,是传统医学精华与《赤脚医生手册》中新理念的融合:
他们依然要学习《黄帝内经》、《伤寒论》的辨证思想,熟识数百种常用草药。但同时,他们必须掌握基本的解剖知识(主要基于动物解剖和图形学习),理解“微生物致病”的可能性,严格遵守孙思邈制定的“洗手、器械煮沸、伤口清理”等消毒规程。
他们学习如何更规范地处理外伤、骨折,如何利用改良后的“土法青霉素”处理感染,如何识别天花、霍乱等烈性传染病的早期症状并进行隔离上报。
林昊甚至指导将作监,为医院试制了一批相对精良的医疗器具,如改进后的银针、更小巧的手术刀、镊子,以及虽然简陋但已初具雏形的听诊器(用中空木管和兽皮膜制成)。
经过近一年紧锣密鼓的筹备,这座承载着希望与变革的大唐皇家医院,终于巍然屹立。
开张当日,晴空万里。医院门前广场,旌旗招展,禁军肃立,维持着秩序。闻讯而来的长安百姓将四周围得水泄不通,人人翘首以盼,好奇地打量着这所传说中的“官家医馆”。
吉时将至,皇家仪仗迤逦而来。李世民与长孙皇后携手而至,太子李承乾、魏王李泰以及其他后妃、皇子公主紧随其后。朝中重臣,如房玄龄、长孙无忌、魏征、程咬金等,以及众多文武官员,皆奉旨前来观礼。就连一向深居简出的几位宗室老王,也难得地出现在现场。世家门阀虽心情复杂,但此等场合,亦不敢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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