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赛道的更衣室里换上了印地赛车时期穿过的卡巴斯基实验室赛车服,接着拉开随身的包,取出头盔,这是一款简洁的青金色设计,顶部印有典型的中国元素,两侧是展翅雄鹰的轮廓,前额则贴着本田的标志。
除了这家日本企业的徽章和遮阳镜上的卡巴斯基赞助标,整个头盔再无多余装饰。若一切顺利,或许很快我就能换掉这套印地赛车装备,穿上红色法拉利赛车服,戴上布满法拉利合作伙伴标志的头盔。
穿戴整齐后,我一只手夹着头盔,另一只手拿着待扣的 HANS(头部支撑)装置走出更衣室,径直走向法拉利私人赛道标志性的壳牌加油站,这里也是维修区的核心区域。
远处 F1 V8 引擎呼啸着绕圈的声音,让我想起自己错失的东西,以及此刻可能重新拥有的机会;走进车库时,这种感受愈发强烈,只见一位医生在身后忙碌,座位上坐着的,正是身着赛车服的威廉?齐格勒本人。
“…… 情况太严重了,目前我无法批准你参赛。” 走近时,我听到医生说道。
“痊愈需要多久?” 这位七届 F1 世界冠军(德国籍)问道。
“至少要几个月。好好休息调养,或许能赶在 2010 赛季前恢复训练,但如果 2009 年执意上车,你的脖子会断的。” 医生的警告斩钉截铁,显然已彻底排除齐格勒本赛季参赛的可能。
我瞬间明白眼前的状况:齐格勒本应先进行测试,却因身体原因无法继续,现在法拉利的长期试车手巴尔达萨雷?洛里正在驾驶赛车。
也就是说,我刚才其实在和法拉利史上最伟大的车手 “竞争” 这个席位,而多亏他的颈部伤势,我才侥幸获得了机会。
现在,我只需击败巴尔达(洛里的昵称)即可。
“你好,张骋。” 齐格勒朝我微笑,或许是记得 2007、2008 赛季我们在法拉利维修区的几次短暂碰面,也可能只是因为同是车手而对我有所了解。
“几个月前我骑摩托车伤了脖子,本想撑着测试,结果疼得实在受不了。现在医生不让我再开车了。”
“您好,威廉。对赛车手来说,哪怕疼得不行,也照样想上车,这大概就是我们的宿命吧。” 我也笑了笑,注意到即便他承认疼痛难忍,面对医生的禁令,眼中仍难掩失落。
“哈哈,或许真是这样。这份执念从来没消失过,哪怕过了这么多年。你知道吗?2005、2006 那几年过得特别艰难,我还以为对赛车的热情早就磨没了,可现在…… 我满脑子都想回到赛道上。” 齐格勒叹了口气,“不过现在还不行,得再等几个月。”
“所以就算这次没成,你也还想复出?” 我问道,话里藏着一层潜台词:即便法拉利不是选项,他是否仍愿意回归?
毕竟目前来看,只要恩里克?德?马特奥能康复,法拉利似乎打算继续留用哈马莱宁和他。
“你和我一样,都懂那种渴望。我听说你这阵子跑遍了世界各地的赛事,就是为了能回到 F1。” 齐格勒点破了我的处境。
“确实如此。” 我耸耸肩,转而询问剩下的竞争对手,“巴尔达表现怎么样?”
“嗯…… 巴尔达萨雷在车队夺冠的那些年里,绝对是不可或缺的功臣。他能跑一百圈,每一圈的圈速都分毫不差,是测试赛车时最稳定可靠的‘基准’。” 齐格勒称赞着自己的前队友,还提到洛里从 90 年代起就一直担任法拉利试车手。
据说当年正是齐格勒不断给车队施压,才让法拉利成为一支持续进步、永不松懈的劲旅,而洛里无疑是这一过程中的关键角色。
“一百圈圈速一致,可那是有竞争力的比赛圈速吗?” 我追问。
“这个嘛…… 就得看你的表现了,不是吗?” 齐格勒没有正面回答,反而将问题抛回给我,像是一种挑战 —— 若想拿到这个席位,我必须在比赛中证明自己比洛里更快。
很快,我就有了验证的机会:几分钟后,巴尔达将赛车开回维修区。
这位 39 岁的车手最后一次参加 F1 正赛还是 1999 年日本大奖赛(当时效力于米纳尔迪车队),他戴着标志性的黄色头盔,从驾驶舱里爬了出来。
车队工作人员拆下他的泡沫座椅,示意我上车。
就像在威廉姆斯车队两次、安德雷蒂车队一次的经历一样,我坐进驾驶舱,工作人员将泡沫塑形,紧紧贴合我的身体,这是测试时的临时方案,若测试顺利,他们会为我定制永久座椅。
泡沫固定好位置,安全带也系紧后,恩里克?德?马特奥的比赛工程师罗尼?桑德斯通过无线电联系我。
“张骋,我是罗尼。先跑五圈连续的最快圈速,我想看看你的极限,明白吗?” 这位英格兰北部口音的工程师说道。
“收到,准备就绪。” 我肯定地回答。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