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八年的春闱,像一把锋利的刻刀,在大明的科举史上划下了新旧交替的印记。
金陵贡院外的红墙下,烫金的皇榜刚一悬挂,便围得水泄不通。人群中,既有捋着胡须、盯着榜上前十名传统士子姓名点头的老儒,也有踮着脚、在榜尾搜寻 “格物书院”“应天府官立中学堂” 标注的年轻学子。
“你看那周明远,出身苏州格物分院,经义答卷虽只列中等,可那篇《江南水利疏议》,竟用数算推演河渠流量,连督水御史都在卷上批了‘务实可用’!”
“还有松江府中学堂的林婉儿,一个女子竟能在‘工商律例策’里点出市舶司税制的漏洞,阅卷官们争着传阅她的卷子呢!”
议论声里,几家老牌书香门第的马车悄悄驶离。往日放榜时,这些门第前总挤满道贺的宾客,今日却只剩朱门紧闭,门环上的铜绿在春日里透着冷清。与之相反,城南的格物书院分院外,红绸从门楼垂到街角,爆竹声如惊雷滚过青石板街,几个穿着新式学堂制服的少年,正举着同窗的捷报往闹市跑 —— 新学弟子能凭实务本事登科,这消息比春闱榜单更让百姓振奋。
科举这根指挥棒,终于不再只围着 “四书五经” 转。当朝堂开始接纳懂数算、通格物、知律例的人才,民间观望的目光也变了:开明的商户开始把儿女送进新式学堂,连往日只教女儿针线的富户,也愿掏学费让姑娘学算账、看图纸 —— 毕竟 “清贵” 不能当饭吃,可会算商船载货量、能看懂织机图纸的本事,却能让子女在日后的生计里站稳脚跟。
《全民教育法案》推行近两年,通都大邑的官立小学堂早已 “一位难求”。苏州府的官小甚至要加开晨课,才能容纳报名的学童;杭州府的学堂扩建时,百姓还主动出工帮忙 —— 教育的星火,正从城镇往乡野蔓延,眼看就要成燎原之势。
可燎原的路上,总藏着没烧尽的荆棘。
这日午后,朱允炆在文华殿批阅奏折,案上摊着教育革新司的规划图:湖广要在武昌、长沙建两所中学堂,江西则计划在南昌、九江设分院,图纸上用红圈标着选址,旁注着 “可容千名学子” 的字样。他刚在图上批了 “准行”,通政司的太监便捧着密奏匆匆进来,脸色凝重:“陛下,南直隶松江府急报。”
密奏拆开,字里行间满是火药味:松江府的几家大族,联合了当地守旧的士绅,竟煽动乡民阻挠新学堂建设。他们拿着写满 “圣贤言” 的木牌,在官府选址的田埂上喊口号,说 “新学堂不拜孔孟,专教奇技淫巧,会把子弟教成‘离经叛道之徒’”;更过分的是,上周刚建成的乡学塾馆,竟被一群不明真相的乡民砸了 —— 门窗被拆,课桌上的新书散了一地,连墙上挂的《皇明疆域图》都被撕成了碎片。
朱允炆指尖摩挲着奏疏上的墨迹,眸中并无波澜。他推行新政这些年,最清楚旧观念的顽固性 —— 那些大族的士绅,靠垄断 “科举门路” 世代享特权,新学堂让平民子弟也能读书登科,等于断了他们的利益根基;而乡民们不懂新政好处,只听士绅说 “土地被征了没饭吃”“子弟学新学丢祖宗脸”,自然容易被煽动。
他提起朱笔,在奏疏上落下遒劲的字迹:“着南直隶巡抚周伯昌严查首恶,按《皇明律》惩处,不必姑息 —— 但只惩主谋,勿牵累乡民。另,命《金陵新报》派记者往松江,采写新学堂学子的前程案例,比如去年松江中学堂毕业的徐二郎,如今在苏州织局管技术,俸禄比寻常秀才高两倍,让百姓知道新学能带来实在好处。学堂建设暂避乡野,先在府城、县城稳固根基,等民心顺了,再慢慢往乡下推。”
既不激化矛盾,又能敲山震虎,还能用舆论正视听 —— 朱允炆放下朱笔时,窗外的海棠正落着花瓣,他知道,教育革新本就是场慢功夫,得用时间和事实磨掉旧观念的棱角。
处理完松江的事,朱允炆没回后宫,而是往皇城西北角走去。那里有座青砖黛瓦的院落,门楣上挂着 “皇家英才苑” 的匾额 —— 这是他专为皇子皇孙设的学堂,也是他教育革新在皇室内部的 “试验田”。
苑内的气氛,和民间学堂截然不同。没有市井的喧闹,只有朗朗书声顺着窗棂飘出来。皇子们穿的不是绫罗绸缎,而是统一的青色学服,领口绣着银色的 “明” 字纹;课表排得满满当当:上午是经史典章与《皇明宪约》,由翰林院的老学士授课;下午是格物、数算、地理,讲课的是格物院的院士;傍晚还要去校场练武艺骑射,由禁军统领教招式。
朱允炆没让人通报,悄悄站在格物课的窗外。教室里,年轻的格物院院士李东阳正拿着楠木做的杠杆模型讲课,模型一端悬着铜砝码,另一端系着丝绳。“诸位殿下请看,” 李东阳拉动丝绳,铜砝码竟轻轻升了起来,“这便是杠杆之理 —— 只要找对支点,用小力气也能撬动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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