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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阅读 > 历史 > 天幕直播:带着老祖宗一起发展 > 第147章 历史名相(12)

唐朝

杜甫(诗圣,现实主义诗人):“其政利民,其德可议”

杜甫在安史之乱后,在《岁晏行》中暗讽时政,私下与友人论及,对管仲有“辩证评价”:

“管仲‘相地而衰征’,不让百姓因赋税破家,这是‘仁政’——我见如今战乱之后,官吏仍‘重敛暴征’,百姓‘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若有管仲那样的官,何至于民不聊生?他‘盐铁官营’充实国库,却没忘‘分利给民’,让百姓煮盐通商赚‘冬闲钱’,可如今的盐铁,全被宦官把持,‘盐贵如金’,百姓连淡食都难——这是‘学其术,忘其心’!只是他设‘女闾’招商,终究是‘逐利’之举,不如孔孟‘仁者爱人’的本心,若齐国靠‘仁政’而非‘商利’称霸,或许霸业能更长久。乱世见贤臣,管仲生在春秋尚能用其才,我生在盛唐末年,却只能‘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空叹贤才无用武之地!”

他肯定管仲“利民之政”,却批判其“重利轻仁”,更借管仲讽喻当朝“只学权术、不顾民生”的乱象。

宋朝

王安石(北宋宰相,变法主持者):“其变可学,其守当弃”

王安石在推行“熙宁变法”,在朝堂上与司马光辩论,引管仲为据:

“司马光兄说我‘青苗法’‘市易法’扰民,可管仲在齐国,不也靠‘盐铁官营’‘调控物价’让国富民强?他‘以甲兵赎罪’是‘灵活补军备’,我‘保甲法’‘保马法’是‘兵民合一、节省军饷’,本质都是‘因时制宜’!管仲时,井田制僵化,他敢‘相地而衰征’;如今大宋,‘三冗’(冗官、冗兵、冗费)严重,我为何不能‘改旧法、行新政’?他怕‘贵族叛乱’,仍保留世卿世禄,这是他的‘守’;我敢‘裁汰冗官、改革科举’,这是我的‘进’——齐桓靠管仲的‘小变’称霸,大宋要靠我的‘大变’中兴!若因循守旧,只会像齐国那样,管仲一死,霸业便亡!”

他视管仲为“变法先驱”,学其“破旧立新”的勇气,却认为自己的变法比管仲更“彻底”,能解决宋朝的根本问题。

明朝

张居正(明朝首辅,改革家):“其权可借,其智当效”

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在《答福建巡抚耿楚侗》中谈及管仲,语气中带着“务实的借鉴”:

“管仲能‘总揽齐国之政’,靠的是齐桓公‘绝对信任’,我如今能在大明推行改革,也靠万历皇帝‘委以大权’——贤臣要成事,必先得君信,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他‘相地而衰征’按土地收税,我‘一条鞭法’将田赋、徭役折银征收,都是为了‘简化税制、防止贪腐’——齐国时‘吏多贪腐’,他靠‘三选制’选贤监督;如今大明‘吏治败坏’,我靠‘考成法’考核官员,本质都是‘用制度管官’。只是管仲‘重商’,我却要‘重农’——大明以农为本,商人逐利易乱民生,我‘一条鞭法’让农民‘有田可种、有税可缴’,比管仲的‘商农并重’更贴合大明国情。齐桓晚年昏聩,万历皇帝尚幼,我得趁他未长大,把改革根基扎稳,别让管仲‘死后霸业亡’的悲剧重演!”

他借鉴管仲“得君信、用制度”的核心,却根据明朝“重农”国情调整策略,更警惕“君权反噬”的风险。

清朝

胡雪岩(红顶商人,晚清首富):“其商道可学,其格局当追”

胡雪岩创办“胡庆余堂”、垄断江浙丝茧,对掌柜们说,满是对管仲“商业智慧”的推崇:

“世人都知管仲是‘政治家’,却少有人懂他是‘商道之祖’——他‘煮海为盐’垄断盐业,再销往诸侯各国,这是‘掌控上游资源、打通下游渠道’;我垄断江浙丝茧,再与洋商议价,用的就是他的‘垄断之术’。他设‘女闾’吸引商人,让临淄成‘国际商港’,这是‘造平台、聚人气’;我在杭州开‘胡庆余堂’,既卖药救人,又靠‘真不二价’的口碑聚客,本质都是‘以信立业、以客为本’。他‘盐铁官营’不是‘独占利益’,而是‘国家与商人分利’,我‘协助左宗棠办洋务’,既赚商人的钱,又帮朝廷筹军饷,也是‘官商共赢’——管仲能‘以商强齐’,我也想‘以商助清’,可惜如今洋人入侵、朝廷**,我纵有管仲的商道,也难挽大清颓势。他是‘商辅政’,我是‘政助商’,格局终究差了一层!”

战国

孟子(儒家亚圣,思想家):“其功可赞,其道可斥”

孟子在与弟子论及“春秋五霸”,对管仲的评价带着鲜明的儒家立场,语气中满是“批判大于认可”:

“管仲辅齐桓‘九合诸侯,不以兵车’,这是他的‘功’——避免诸侯混战,让百姓少受战乱之苦,这点不可否认。可他的‘道’,全是‘权术’而非‘仁政’:他靠‘盐铁官营’敛财,靠‘女闾招商’逐利,眼里只有‘强国’,没有‘教民’——孔夫子说‘仁者爱人’,若百姓只知‘逐利’而不知‘仁义’,纵使齐国富强,又有何用?齐桓‘弃射钩之仇’看似‘大度’,实则是为‘霸业’而用管仲,并非真懂‘尊贤’;管仲明知齐桓晚年昏聩,却不早做打算,只在临终谏言,这是‘失职’!我主张‘行仁政,王天下’,管仲那‘霸术’,不过是‘以力服人’,终究不如‘以德服人’长久——他是‘霸者之佐’,绝非‘仁者之臣’!”

他承认管仲的“功业”,却坚决批判其“背离儒家仁政”的路径,认为管仲的“务实”本质是“重利轻义”,与儒家理想背道而驰。

三国

周瑜(东吴大都督,军事家):“其兵略可鉴,其魄力当学”

周瑜在辅佐孙权谋划“联刘抗曹”时,与鲁肃谈及管仲的军事智慧,语气中满是“军事家的共鸣”:

“管仲‘作内政而寄军令’,将百姓编为‘轨、里、连、乡’,平时务农、战时为兵,这是‘兵民合一’的精髓——既保证兵源不缺,又让士兵熟悉配合,比单纯‘强征壮丁’强百倍!我在东吴训练水军,也让士兵‘农闲时练兵,农忙时耕种’,既不耽误农时,又能提升战力,用的就是他的思路。他‘北伐山戎、南征楚国’,从不打‘无准备之仗’:伐山戎前先探清地形,征楚国前先找‘不贡包茅’的道义借口,这是‘谋定而后动’——如今曹操率百万大军南下,我们不能硬拼,得像管仲那样‘找时机、借外力’(联合刘备),才能以少胜多。只是管仲有齐桓‘绝对放权’,我虽得孙权信任,却仍有张昭等文臣质疑‘抗曹’,若能像管仲那样‘掌绝对军权’,何愁曹操不破?”

他从军事家视角点赞管仲“兵民合一、谋定后动”的策略,更羡慕其“掌军权无掣肘”的境遇,暗合自己“联刘抗曹”需“集中兵权”的诉求。

唐朝

柳宗元(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其制度可嘉,其局限当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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