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917，巨舰重炮横扫两大洲 第291章 梁晋争霸

在今年的中原大地上，梁晋争霸的战火熊熊燃烧，局势愈发胶着，每一场交锋都如同命运的赌局，左右着两个势力的兴衰。

梁贞明四年、晋天佑十五年（公元918年）是（后)梁与(前)晋争霸的关键节点——此时双方已在黄河流域对峙十余年，(前)晋经多年积蓄逐渐扭转劣势，(后)梁则因内部矛盾与战略失误走向衰落，力量对比呈现“晋强梁弱、晋攻梁守”的格局。

晋核心资源区稳定。晋军牢牢控制河东（今山西）、河北两大板块——河东是晋的“龙兴之地”，铁矿（今山西晋城）、盐池（今山西运城解池）资源丰富，可支撑兵器制造与民生需求；河北（尤其是魏博镇）是唐代以来的 “天下粮仓”，农业发达，且魏博的绢帛产量极高（唐代魏博绢“岁输百万匹”），既能供养军队，又能换取战马（与契丹、吐谷浑贸易）

晋赋税体系高效。李存勖采纳郭崇韬的建议，轻徭薄赋，鼓励河北农民垦荒，同时整顿河东盐铁专卖，避免苛捐杂税，百姓支持度高，后勤补给可持续（如918年胡柳陂之战前，晋军从河北调运的粮草可支撑数月作战）。

梁国腹地残破，赋税枯竭。

富庶之地丢失：后梁的核心赋税区原本是河南汴梁（开封）周边、山东郓州（今山东省菏泽市东部、济宁市西部及聊城市南部部分区域）、兖州（今山东省济宁市中部、泰安市南部及枣庄市北部部分区域），但915年魏博镇叛梁归晋后，山东东部（今山东聊城、菏泽一带）被晋军占领，河南北部（今河南安阳、濮阳）成为战场，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此外，梁军为防御晋军，在黄河沿岸“决河阻敌”，导致河南、山东多地洪涝，耕地荒芜，粮食减产严重。

财政危机加剧。杀兄即位的梁帝朱友贞性格懦弱，重用赵岩、张汉杰等外戚宦官，这些人贪污**，横征暴敛——为维持庞大军费，梁廷不仅加重农民赋税，还对商人征收“拔钉钱”、“括率钱”等苛税，导致民怨沸腾，多地爆发农民起义（如917年许州兵变），进一步削弱了经济基础。

后勤补给困难。918年梁军为防守黄河，需从江南（今江苏、安徽）调运粮草，但江南地区此时已被吴国（杨行密政权）控制，梁军只能通过淮河支流转运，途中常被吴军袭扰，补给损耗率高达30%以上，前线士兵常因缺粮而逃亡。

政治力量对比上晋“君臣同心”，梁“内耗崩溃”。

政治稳定与否直接影响国力凝聚，918年的梁、晋在政治层面形成鲜明对比：

晋内部团结，目标一致。

君权集中，将领效忠。李存勖虽年轻（时年32岁），但凭借“复仇梁国、恢复唐室”的旗帜（其父李克用与朱温有世仇），凝聚了河东旧部与河北降将的人心——周德威、李嗣源等将领均为其心腹，虽偶有战略分歧，但无根本性权力斗争；且李存勖能采纳郭崇韬、李存审等谋士的建议，决策相对理性。

争取民心，稳定统治：晋军在河北采取“轻赋宽刑”政策，尤其是魏博镇归晋后，李存勖废除梁军的“苛政”，释放被强征的民夫，得到河北百姓的支持；同时，他尊重河北藩镇的传统（如保留魏博牙兵的部分特权），避免了藩镇再叛，确保了后方稳定。

梁国内斗不止，人心涣散。

皇权旁落，外戚专权：梁帝朱友贞是通过弑兄（兄长朱友珪，朱友珪本身是弑父夺位）继位，合法性不足，为巩固权力不得不依赖外戚赵岩、姐夫张汉杰等人——这些人不懂军事却干预军政，排挤忠臣（如名将王彦章因反对赵岩而被罢官），导致朝堂上下“贤愚倒置”，将领与朝廷离心离德。

藩镇动摇，叛乱频发：（后）梁的藩镇体系本就脆弱，魏博镇叛梁后，其他藩镇（如相州、邢州）也纷纷倒向晋军；即使是忠于梁的藩镇（如郓州节度使戴思远），也因朝廷补给不足、猜忌过深，不愿全力作战。

统治基础瓦解：梁廷的苛捐杂税与**统治，导致河南、山东百姓 “流离失所，十室九空”，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惨状。贞明四年，河南大饥，民多流亡，百姓对梁政权彻底失望，纷纷逃往晋境，进一步削弱了梁的统治根基。

918年的梁、晋力量对比，已不是“势均力敌”，而是“晋全面压制梁”：军事上，晋掌握主动权，骑兵优势不可逆；经济上，晋控资源要害，梁失赋税根基；政治上，晋君臣同心，梁内耗崩溃。

钟鹏举自然对晋梁这两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了如指掌。他计划在成功伐蜀之后，紧接着的战略部署便是同时向楚、梁以及汉（或闽）三个方向发起进攻。具体而言，攻打楚国的目的在于拓展更大的战略纵深和腹地，以便为后续的军事行动提供更为广阔的缓冲地带；而攻打梁国则是为了实现收复中原的宏伟目标，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至于攻打汉或闽，其主要意图则是为了获取宝贵的出海口，从而确保海上通道的畅通，为物资运输和对外交流提供便利。这一系列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无不体现出钟鹏举深远的战略眼光和周密的战术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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