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交警队,我将老人安置在询问室,给他倒了杯热水。他双手捧着一次性纸杯,依旧沉默,热水蒸腾起的白气掠过他沟壑纵横的脸,却带不来一丝生气。
我坐在电脑前,开始深入查询他的信息。驾驶证上的名字叫李贵泉,出生日期是1950年。照片比对,虽然苍老了许多,但确实是本人。车辆登记信息也正常,就是这辆2003年产的桑塔纳,年检竟然……显示合格?就在上个月刚过的年检!
这怎么可能?279条未处理违章,其中大部分是闯红灯,系统怎么可能允许这辆车通过年检?我以为是系统延迟或错误,反复刷新,结果依旧。年检合格的绿色标记刺眼地显示在屏幕上。一股寒意再次爬上我的后背。这不合逻辑,除非……有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绕过了系统的规则。
我调出详细的违章记录,一条条往下看。时间跨度长达三年。最初的一年,违章记录很少,偶尔超速或不按规定停车。真正的变化,是从两年前开始的。第一条闯红灯记录,出现在2023年10月中旬的一个雨夜,地点是城西的旧桥路路口。
从那时起,闯红灯的记录开始密集出现,频率越来越高。最近半年,几乎每天都有,有时一天之内,在不同的路口,会连续出现好几条。更诡异的是,这些闯红灯的违章,抓拍到的照片……
我点开最近的一条,是前天晚上在滨河路与黄山路交叉口。照片因为夜间拍摄,有些模糊,但能清晰看到驾驶座上李贵泉那张毫无表情的侧脸。令人不适的是,照片里,路口红灯的光芒异常猩红,几乎染红了整个驾驶室,而李贵泉的脸在红光的映照下,显得既诡异又……肃穆?
我继续往前翻,翻到一年前的一张白天抓拍。照片清晰度很高。李贵泉双手紧握方向盘,目视前方。让我头皮发麻的是,他前方的路口,红灯亮着,但透过挡风玻璃,能看到路口对面的人行道上,空无一人。他不是为了抢行,也不是没注意,他就那样,直直地、毫不犹豫地冲着红灯开了过去。他的眼神,在高清摄像头下,透露出的是一种决绝的……奔赴感。
我越看心越沉。这不像是一个普通违章者的行为模式。没有侥幸,没有慌张,只有一种程式化的、一次又一次的重复。仿佛闯红灯,对他而言,是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
我深吸一口气,决定从最基础的档案查起。我在人口信息系统中输入李贵泉的身份证号。
页面加载出来,基本信息无误。但当我看到“户籍状态”一栏时,鼠标差点从我手中滑落。
户籍状态:注销。
原因:死亡。
死亡日期:2022年12月5日。
我猛地抬头,透过单向玻璃看向询问室里那个安静坐着的老人。他明明就在那里,捧着那杯可能已经凉掉的水。一个被登记死亡了近三年的人,此刻正坐在我的面前?
是系统错误?还是重名重姓?我核对了无数次身份证号,完全一致。也就是说,从官方的角度而言,李贵泉,这个正在接受我调查的人,是一个“死人”!
冷汗瞬间湿透了我的警服衬衣。我回想起他那句“着急投胎”,原来那不是胡话,那可能是一句……陈述句?一个本该去投胎的“人”,因为某种原因,滞留在阳间,并且不断地通过“闯红灯”这种方式,试图……触发什么?完成什么?
强烈的职业素养让我强迫自己冷静。我不能被这些超自然的想法吞噬。也许是户籍登记出了严重的失误,比如当年误报了他的死亡。我必须核实。
我按照档案里留下的一个旧地址,尝试联系他的亲属。电话打过去,是空号。地址所在的区域,是即将拆迁的老城区,大部分居民已经搬离。
我又查询了他名下的其他信息,一片空白。没有社保记录,没有医疗记录,没有银行流水……一切都在他“死亡”的那年后戛然而止。只有这辆桑塔纳,和这279条不断累积的违章记录,证明着他还“活动”在这个世界上。
我坐立难安,决定再去和他谈谈。也许能问出一些线索。
我走进询问室,坐在他对面。他依旧保持着那个姿势,仿佛一尊雕塑。
“李老先生,”我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稳,“我们查到一些信息,可能需要向您核实。系统显示您的户籍……有些异常。”
他缓缓抬起头,浑浊的眼睛看向我,没有惊讶,也没有辩解,只是淡淡地说:“嗯,我死了。”
他说得如此自然,就像在说“我吃饭了”一样平常。我一时语塞,准备好的所有问话技巧都卡在了喉咙里。
“您……这是什么意思?”
“2022年冬天,脑梗。死了。”他语气平铺直叙,“但没死透,或者说,没死对。”
“没死对?”我感觉自己的声音都在发颤。
“时辰不对,方式也不对。”他喃喃道,目光似乎穿透了我,看向某个遥远的地方,“地府的名册上,勾错了名字,又或者,漏了我。我卡住了,上不去,下不来。像个……孤魂野鬼。但比那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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