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职业，同样精彩 第39章 法学家

林夏的指尖划过卷宗上的法条注释，钢笔在“正当防卫”四个字旁轻轻圈出。上午九点，律所的会议室里弥漫着纸张的油墨香，实习生小吴捧着一摞案例汇编，额角沁出细汗——这是他第一次参与疑难案件，面对“防卫过当”与“正当防卫”的模糊界限，连说话都带着颤音。

“先看监控时间线，”林夏将卷宗摊开在桌面上，指着其中一页录像截图，“被害人持械闯入当事人家中时，当事人正在厨房做饭，刀具是随手拿起的防卫工具，而非预先准备；从冲突开始到被害人倒地，全程仅1分23秒，当事人在对方失去反抗能力后立即停手——这些细节都符合《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特殊防卫’的构成要件。”

小吴凑近屏幕，手指在时间轴上反复滑动：“可被害人的伤情鉴定是‘重伤二级’，会不会被认定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之前类似的案例，很多都判了防卫过当。”

林夏没有直接反驳，而是从书架上抽出《刑事审判参考》，翻到第1426号案例：“你看这个案子，同样是入户行凶引发的防卫，法院认定‘只要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的性质、手段、强度相适应，即使造成重伤，也不构成过当’。我们要做的，不是纠结于伤情结果，而是证明当事人的行为是‘制止不法侵害的必要手段’——就像面对持刀抢劫，你不能要求防卫人先计算‘砍几刀算合适’，而是要看他是否在危险消除后立即停止。”

阳光透过百叶窗，在法条上投下细碎的光影。小吴的眉头渐渐舒展，拿起笔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林夏知道，法学不是冰冷的条文堆砌，而是要在法理与情理之间找到平衡——这是他从事刑事辩护十五年，从青涩律师成长为律所合伙人悟出来的道理。

中午十二点，林夏接到法院书记员的电话，通知下周开庭审理“张桂兰遗弃案”。挂了电话，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泛黄的笔记本，里面夹着张桂兰的家庭情况调查：丈夫因车祸瘫痪在床，儿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全家靠她打零工维持生计，遗弃的是出生仅三天、被诊断为“重度脑瘫”的女婴。

“林律师，这个案子会不会太难赢了？”小吴端着外卖走进来，看着笔记本上的记录，“毕竟女婴确实被遗弃在医院门口，证据链很完整。”

“赢不赢不能只看证据，还要看背后的情理，”林夏打开外卖盒，“我们上周去社区调查时，邻居说张桂兰曾带着女婴跑了三家医院，连借高利贷的钱都花光了，实在走投无路才出此下策。开庭时，我们要申请社区主任和医生出庭作证，让法官看到‘遗弃’背后的无奈，而不是单纯的‘恶意’。”

他想起第一次见张桂兰时的场景：女人穿着洗得发白的衬衫，双手反复绞着衣角，说起女婴的病情时，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却始终没说一句“后悔”的话——只是反复说“我想让她活，可我实在养不起”。那一刻，林夏就知道，这个案子的重点不是“是否遗弃”，而是“为什么遗弃”。

下午两点，林夏去医院看望张桂兰的儿子小宇。病房里，小宇正拿着画笔在纸上涂画，看到林夏进来，立刻举起画纸：“林叔叔，你看我画的心脏，医生说我的心脏很快就能好起来了！”

画纸上，一颗红色的心脏旁画着很多小太阳，旁边写着“谢谢林叔叔”。林夏蹲下身，摸了摸小宇的头：“画得真好，等你病好了，叔叔带你去游乐园好不好？”

张桂兰坐在床边，眼眶通红：“林律师，又麻烦你跑一趟。昨天社区给我送了些捐款，虽然不多，但至少能给小宇买些营养品了。”

“这是大家的心意，”林夏从包里拿出一份《社会救助申请指南》，“我已经帮你联系了民政部门，下周就能提交救助申请，说不定能申请到大病补助和低保，以后的日子会慢慢好起来的。”

离开医院时，小宇趴在窗户上喊：“林叔叔，开庭的时候我也要去，我要告诉法官妈妈不是坏人！”林夏回头挥手，心里满是酸涩——他见过太多这样的家庭，在疾病和贫困的重压下，做出看似“违法”却饱含无奈的选择。

傍晚六点，林夏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刚打开门，就闻到了红烧肉的香味，女儿林念从客厅跑过来，抱着他的腿：“爸爸，你终于回来了！我今天在学校模拟法庭上赢了，我扮演的是律师，把对方说得哑口无言！”

林夏抱起女儿，笑着问：“哦？我们家的小律师这么厉害？快给爸爸讲讲，你是怎么赢的？”

“我引用了《未成年人保护法》！”林念骄傲地挺起胸脯，“对方说‘小朋友不能随便告状’，我就说‘《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我们有权利向老师反映欺负人的行为，这不是告状，是保护自己’！”

妻子苏晚从厨房走出来，手里端着菜：“你女儿今天回来兴奋得不行，说以后也要当像你一样的律师，帮别人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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