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四年七月七日凌晨一点,万籁俱寂。
横店影视城附近那家廉价旅馆的小房间里,只有床头一盏小灯散发着昏黄温暖的光晕。徐梓瑜轻轻靠在床头,身上换了一件柔软的棉质女式睡衣。经过系统“冰肌玉骨”的改造后,他第一次鼓起勇气,尝试着将那件几乎与肌肤融为一体的背心式义乳和那条高仿真四角女装裤脱下,小心翼翼地叠放在床尾。此刻,细腻光滑的皮肤直接接触着柔软的睡衣布料,那种陌生又奇异的舒适感,让他躺在黑暗中,有些恍惚。
窗外的夜色浓重如墨,偶尔有远处街道隐约传来的车辆驶过的声音,反而更衬出房间里的静谧。他翻了个身,指尖无意间碰到床头柜上的手机,屏幕亮起的光芒瞬间照亮了他近在咫尺的脸庞——那张在“冰肌玉骨”加持下愈发显得白皙剔透、眉眼柔和的容颜。也正是这张脸,像一把钥匙,猝不及防地打开了记忆深处那扇尘封已久的门,一些他曾经刻意回避、视为“不光彩”的旧日片段,如同褪色的默片,一帧帧在脑海中清晰地回放起来。
那还是1993年的冬天,在山南省一个偏远农村的老家。土坯房里,烧得滚烫的土炕也驱不散刺骨的寒意。出生才两个月的徐梓瑜,被厚厚的襁褓包裹着,小脸却烧得通红,呼吸急促微弱。母亲任梅守在炕边,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不停地用冰凉的手背试探他额头的温度,声音带着哭腔和绝望:“他爹!这都烧到40度了,赤脚医生开的药都灌下去了,咋就一点不见好呢?这可咋办啊!”
父亲徐茂公蹲在门口,一言不发地吧嗒着旱烟,眉头拧成了死结,烟雾缭绕中也掩不住满脸的焦灼。小小的婴儿生命垂危,县医院的医生甚至委婉地暗示过准备后事。最后还是爷爷徐老头咬着牙拍板:“不能再拖了!去请邻村的张半仙来看看!说不定就是冲撞了啥不干净的东西!”
张半仙穿着打补丁的旧蓝布褂子,瘦削干瘪,手里托着个旧罗盘,绕着襁褓里的徐梓瑜慢慢转了三圈,又捏起他滚烫的小手仔细端详了半天指甲和掌纹,最后才捻着几根稀疏的胡子,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宣判:“这娃儿命格太轻,先天阳气不足,是个男身女命之相。若想平安长大,必须当做女娃来养,穿女装、留女发,至少养到十二岁,过了第一个本命年,才能换回男装。否则,怕是多灾多难,很难活到成年啊……”
在那个闭塞而迷信的年代,为了让孩子能活下去,任何方法都值得一试。于是,刚从鬼门关被抢回来的徐梓瑜,从此有了一个女娃的小名——“妞妞”。他的童年,被花布裙子、扎头绳和布娃娃填满。母亲任梅总是小心翼翼地叮嘱他:“妞妞,在外头要叫娘,千万不能说自己是个男娃,不然菩萨会生气,病就好不了啦。”
一岁那年的农历十月十七,家里按习俗给他办周岁“抓周”。土炕上摆满了象征不同前程的物品:代表温饱的大馒头、代表学问的毛笔、代表精明的算盘,还有奶奶特意翻箱倒柜找出来的一块褪色的红手帕——那是任梅当年的陪嫁之一,边缘绣着一朵小小的梅花。一家人都围在炕边,紧张又期待地看着他在物品间爬来爬去。小小的徐梓瑜爬了一圈,绕过了馒头和毛笔,小手却径直伸向了那块颜色最鲜艳的红手帕,紧紧攥在手里,还冲着大人们咯咯地笑了起来。
恰好在场的张半仙见状,捋着胡子连连点头:“好啊!抓帕在手,心细手巧,将来定是个温柔贤淑的女子,有福气,有后福啊!”
这番话让忧心忡忡的家人暂时松了口气,却让许多年后的徐梓瑜回想起来,心里五味杂陈——那时的他,哪里懂得什么“温柔贤淑”,只是本能地被那抹鲜亮的红色和柔软的触感所吸引罢了。
再长大一些,他进了村里的幼儿园。小班的孩子天真又残忍,总有不谙世事的小伙伴指着他的小辫子大声嚷嚷:“妞妞是假女娃!我看见他上厕所是站着的!”有一次,一个高壮的男孩抢走了他最喜欢的布娃娃,还故意把他推倒在泥地里。徐梓瑜爬起来,满身泥污,委屈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牢记母亲的嘱咐,不敢还手,只能咬着嘴唇默默哭泣。
他哭着跑去找当时幼儿园里唯一的女老师,一位姓刘的刚毕业的年轻姑娘。刘老师说话声音软软的,把他拉到身边,用自己的手帕一点点擦干净他脸上的泥水和眼泪,然后严肃地把那个欺负人的男孩叫过来,认真教育道:“不许欺负同学!不管妞妞是男娃还是女娃,你们都要团结友爱,互相尊重!”她把布娃娃还给徐梓瑜,轻轻摸了摸他的头,温柔地说:“妞妞别怕,老师在这里,没人能欺负你。”
那天下午,刘老师还特意让他坐在自己旁边的椅子上,给全班小朋友讲了一个关于善良和友谊的故事。徐梓瑜依偎在刘老师身边,闻着她身上淡淡的肥皂清香,第一次模糊地感觉到,穿着女装、被当作女孩保护,似乎也并非全然是坏事——至少,这份温柔的庇护是真实而温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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