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虫眼中的历史 第1章 干宝

东晋“鬼董狐”干宝：把鬼神写进历史的“非主流史官”

第一章 开场白：别误会，这不是“封建迷信”科普

提起东晋文人，多数人第一反应是王羲之挥毫写《兰亭集序》，或是陶渊明扛着锄头“采菊东篱下”——一派风花雪月、岁月静好的模样。但偏偏有个“异类”，放着正经的历史不写，天天扎在“死人复活”“狐妖报恩”“鬼哭狼嚎”的故事堆里，最后还写出了一本让后世文人又爱又怕的“鬼神百科全书”。

这人就是干宝。

如果给东晋文人搞个“最不按常理出牌排行榜”，干宝绝对能冲进前三。别人当官是为了“致君尧舜上”，他当官之余总惦记着“今天又听到什么新鲜鬼故事”；别人写文章追求“文以载道”，他偏要“文以载鬼”，还把这些“怪力乱神”写得跟正史一样认真。更绝的是，后世给了他一个响当当的雅号——“鬼董狐”，把他和春秋时期以“直笔写史”闻名的董狐绑在一起，意思是：这哥们写鬼神，就跟董狐写历史一样，靠谱、较真，连鬼神都不敢在他笔下“撒谎”。

今天咱们就聊聊这位“鬼董狐”的一生，看看他是怎么从一个普通史官，变成“中国志怪小说鼻祖”，还把“写鬼”这件事玩出了历史高度的。友情提示：本文全程自带“古今对照”滤镜，咱们用现代人的视角扒一扒东晋的“鬼神界记者”，保证严肃历史里掺点幽默，让你看完再也不敢说“志怪小说是瞎编的”。

第二章 “鬼董狐”的起点：一场复活事件，把他拉进“鬼神圈”

干宝不是天生就爱“鬼故事”的。他出身于官宦世家，爷爷干统当过东吴的奋武将军，爸爸干莹做过西晋的丹杨丞，标准的“官三代”。按照正常剧本，他应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考个功名，然后按部就班当大官，最后在《晋书》里留个“某某太守、某某常侍”的正经头衔，这辈子就算圆满了。

但命运偏要给他加个“悬疑剧情”——他爸的小妾，死了又活了。

这事得从干宝小时候说起。当时他爸干莹还活着，家里有个宠爱的侍妾，长得漂亮，性格也讨喜，就是跟干宝的妈（正室）不对付。古代大家族里，正室和妾的矛盾就像“猫和老鼠”，天天上演“宫斗戏”。干宝他妈眼瞅着老公天天疼小妾，心里醋坛子早翻了，只是没机会发作。

后来干莹去世，按照当时的习俗，小妾得“殉葬”——注意，不是强制殉葬，是干宝他妈借着“死者遗愿”，硬把小妾推进了墓里。这操作在现在看来够离谱，但在东晋那会儿，大户人家偶尔还会搞这套“感人至深”的戏码。小妾就这么被埋了，干宝那时候年纪小，看着小妾被推进墓里，心里犯嘀咕，但也不敢跟妈对着干。

本来这事就该画上句号了——直到十年后。

十年后，干宝家要迁坟，把他爸的墓挖开，准备挪到新地方。结果一打开棺材，所有人都傻了：当年殉葬的小妾，居然端端正正地坐在棺材里，皮肤还是软的，跟刚睡着似的，一点没腐烂！更离谱的是，把她扶出来没多久，她居然醒了，还能说话，跟人聊天，回忆十年前被埋的场景，连干宝家这十年发生的事都能说对——就像她只是在墓里睡了一觉，家里的事都看在眼里。

这事儿在当时炸开了锅，十里八乡的人都来围观“复活的小妾”。干宝作为当事人，全程目睹了这场“古代版密室逃脱”，世界观受到了巨大冲击：原来人死了真的能复活？那鬼神是不是真的存在？墓里的十年，小妾到底经历了什么？

从那以后，干宝就像被“鬼神界”拉了黑名单——不对，是拉了“会员名单”，他开始疯狂关注各种“奇闻异事”：谁家的狗成精了，哪个地方闹鬼了，谁遇到了神仙指点……只要是“正常人不信，但有人敢说”的事，他都要凑过去问个明白，还掏出小本本记下来。

如果放在现在，干宝绝对是个优秀的“社会新闻记者”，专门跑“奇闻版块”，标题都能起得抓人眼球：《震惊！东晋女子殉葬十年后复活，墓中生活竟成谜》《独家专访：从棺材里醒来的小妾，揭秘十年“地下生活”》。可惜那时候没有报社，他只能把这些素材攒着，等着有一天能派上用场。

而这场“复活事件”，也成了他后来写《搜神记》的“初心”。他在《搜神记·序》里明明白白写着：“及其着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翻译过来就是：我写这些鬼神故事，不是为了装神弄鬼，是为了证明“鬼神这玩意儿，真不是骗人的”。

你看，别人写文章是“有感而发”，干宝写文章是“有‘鬼’而发”。这起点，就注定了他跟其他文人不一样。

第三章 仕途上的“摸鱼达人”：当官不如听故事

成年后的干宝，果然走了“官宦子弟”的常规路线：考功名，当公务员。但他当官的状态，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主业摸鱼，副业搞创作”——上班的时候应付差事，下班就揣着小本本去“探店”，哦不，是“探鬼”。

他的仕途还算顺利，从最开始的“佐着作郎”（相当于现在的“历史编辑”），到后来的“山阴令”（县令）、“始安太守”（市长），最后还当了“散骑常侍”（皇帝的顾问，三品官），算是东晋官场里的“中层干部”。但他在官场上的名声，远不如他“听故事”的名声大。

比如他当“佐着作郎”的时候，主要工作是编修国史《晋纪》。这可是个正经活，相当于现在给国家写“大事记”，容不得半点马虎。干宝倒是认真，写出的《晋纪》被当时的大文人王导夸“良史”，说他写得比其他史官都靠谱。但干宝编史的时候，总忍不住“夹带私货”——比如在写历史事件的时候，顺便记录一下“某年月日，某地出现异象，有哭声从地下传来”，气得主编差点把他的稿子扔了：“咱们写的是正史！不是鬼故事集！”

干宝表面点头认错，背地里该记还是记。他心里门儿清：正史写的是“人的历史”，但“鬼神的历史”也很重要啊！要是不记下来，以后谁知道东晋还有“复活小妾”“狐妖报恩”的事？

后来他当“山阴令”（山阴就是现在的绍兴），这地方是鱼米之乡，也是“奇闻异事高发区”。干宝到任后，第一件事不是查户口、收赋税，而是先找当地的老人聊天：“大爷，您这辈子有没有见过啥奇怪的事？比如鬼啊、神啊、成精的动物啊？”

当地老人一开始以为新县令是个“神经病”，后来发现干宝是真感兴趣，还会给讲故事的人送点小礼物（比如一块布、一斤酒），于是都愿意跟他唠。有个老人跟他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在河边钓鱼，钓到一只大乌龟，乌龟开口说话：“我是河里的河神，放了我，我保你家三年丰收。”老人半信半疑放了乌龟，后来家里果然年年丰收。干宝听完，赶紧记下来，还追问：“乌龟长什么样？说话的时候有没有口音？你当时怕不怕？”比记者采访还认真。

还有一次，他听说邻县有个女子，每天晚上都会被“鬼丈夫”缠上，白天好好的，晚上就跟变了个人似的，跟空气说话、吃饭。干宝专门抽了一天假，跑到邻县去“采访”这个女子，还在女子家蹲了一晚上，想看看“鬼丈夫”长什么样。结果蹲了一晚上，啥也没看着，只能让女子详细描述“鬼丈夫”的穿着、声音、说话的内容，记了满满三页纸。

有人劝他：“干大人，您是当官的，天天管这些‘歪门邪道’，不怕被朝廷批评吗？”干宝摆摆手：“当官是为了百姓，记录这些事也是为了百姓啊！万一以后有人遇到同样的事，知道不是自己一个人，不就不害怕了吗？”

这话听着有点道理，但实际上，干宝就是“沉迷听故事无法自拔”。他当官的那些年，走遍了任职地的大街小巷、乡村田野，收集了上百个“鬼神故事”，小本本攒了好几本。这些素材，后来都成了《搜神记》的“原材料”。

如果说其他官员的“政绩”是“修了多少路、收了多少税”，那干宝的“特殊政绩”就是“收集了多少鬼故事”。他在官场上混得不算顶尖，但在“鬼神故事收集圈”里，绝对是“顶流”——就像现在的“探店博主”，可能不是最有钱的，但一定是最懂“哪里有好吃的”。

第四章 《搜神记》：一部“鬼神界的正史”，差点没出版

干宝攒了十几年的素材，终于在中年的时候，决定把这些故事整理成书。这本书就是《搜神记》——中国第一部文言志怪小说集，也是干宝最出名的作品。

但写这本书的过程，比他想象中难多了。首先是“选题范围”的问题：素材太多，怎么选？他收集的故事里，有“正能量”的（比如《李寄斩蛇》，少女为民除害），有“悬疑惊悚”的（比如《宋定伯捉鬼》，人把鬼骗了），有“爱情故事”的（比如《紫玉》，公主死后跟凡人谈恋爱），还有“职场寓言”的（比如《张助种李》，神仙帮人种李树）。

干宝的筛选标准很简单：第一，必须是“有人亲眼所见”或“有明确出处”，不能是自己瞎编的；第二，故事要“有意义”，不能只是为了吓人或猎奇；第三，语言要“简洁严谨”，跟写正史一样，不能写得花里胡哨。

他给自己定了个规矩：写每个故事前，都要“考证”——比如有人说“某地闹鬼”，他就去查当地的县志，问当地的老人，确认有没有这回事；有人说“某人遇到神仙”，他就去核实这个人的身份、生平，看看是不是“精神有问题”。用现在的话说，他写《搜神记》，走的是“非虚构写作”路线，比现在很多“悬疑小说”都讲究“真实性”。

比如《干将莫邪》这个故事，讲的是铸剑师干将莫邪为楚王铸剑，被楚王杀死，儿子长大后为父报仇的事。这个故事在当时流传很广，但版本不一，有人说儿子是用剑自杀，有人说儿子是被楚王杀死。干宝为了核实，专门跑到干将莫邪的故乡（现在的江苏苏州），找当地的铸剑工匠聊天，看有没有相关的传说、遗迹，最后才确定了“儿子把自己的头交给侠客，侠客替他报仇”的版本，写进了《搜神记》。

还有《宋定伯捉鬼》，讲的是宋定伯晚上遇到鬼，不仅不害怕，还把鬼骗到市场上卖掉的故事。干宝怕这个故事太“离谱”，专门去查了《列异传》（一本更早的志怪书），发现里面也有类似的记载，又找了几个“见过鬼”的人聊天，确认“鬼怕唾液”“鬼能变动物”这些说法在民间很常见，才放心把这个故事写进去。

其次是“出版压力”。东晋的时候，虽然造纸术已经普及，但写书、出书还是很麻烦，而且“志怪小说”在当时属于“非主流读物”，正经文人都觉得这是“不入流”的东西，没人愿意帮他出版。干宝只能自己花钱，请人抄书，然后送给朋友、同事看，靠“口碑传播”。

有一次，他把《搜神记》的手稿送给大文人陶渊明看。陶渊明看完，笑着说：“干兄，你这书里写的都是‘子虚乌有’的事，写来干嘛？不如跟我一起写田园诗，多雅致。”干宝反驳：“田园诗写的是‘人间美景’，我这书里写的是‘人间之外的真相’，同样重要！你看《李寄斩蛇》，写的是少女勇敢，这不比某些‘士大夫胆小怕事’的故事强？”陶渊明被他说得没话说，只能点头：“你这‘鬼董狐’的名号，还真没白叫。”

还有个同事跟他说：“干大人，你写这书，万一被皇帝看到，说你‘宣扬封建迷信’，革了你的职怎么办？”干宝满不在乎：“我写的都是民间实事，又没造谣，皇帝要是问，我就跟他说‘这是百姓的声音，得听’。”

好在当时的皇帝（晋元帝、晋明帝）对“鬼神之事”也有点兴趣，听说干宝写了本《搜神记》，还专门让他进宫，给自己讲书里的故事。干宝趁机把《李寄斩蛇》《干将莫邪》这些故事讲给皇帝听，皇帝听得津津有味，还夸他：“你这书，比宫里的戏班子还好看！”有了皇帝的“口头好评”，《搜神记》的名声越来越大，抄书的人也越来越多，最后才流传下来。

不过可惜的是，原版的《搜神记》有300卷，后来因为战乱、火灾，大部分都丢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搜神记》只有20卷，是后人从各种书里辑录、整理出来的。就像现在的“绝版专辑”，只剩下几首歌，但依然不影响它成为“经典”。

第五章 “鬼董狐”的“严谨”：写鬼神，比写正史还较真

很多人觉得，志怪小说就是“瞎编乱造”，但干宝偏不——他写《搜神记》，比写《晋纪》（正史）还较真，把“鬼董狐”的“直笔精神”发挥到了极致。

首先，他不“美化”鬼神。很多志怪作者喜欢把神仙写得“完美无缺”，把鬼写得“十恶不赦”，但干宝不这么干。他笔下的神仙，有好有坏：比如《刘阮遇仙》里的仙女，热情好客，还跟凡人谈恋爱，很有人情味；但《张果老》里的神仙（虽然《搜神记》里没直接写张果老，但有类似的“神仙骗凡人”的故事），会故意捉弄凡人，一点不“仙气飘飘”。

他笔下的鬼，也不是全是“恶鬼”：比如《紫玉》里的吴王女紫玉，死后跟凡人韩重谈恋爱，还帮韩重解决困难，是个“痴情鬼”；《谈生》里的女鬼，跟谈生结婚，还生了孩子，只是因为谈生违反了“三年不点燃蜡烛”的约定，才不得不离开，临走前还把自己的嫁妆留给谈生，妥妥的“贤妻良母鬼”。

干宝曾跟朋友说：“鬼神跟人一样，有好有坏，不能一概而论。我写鬼神，就是要写它们的‘真实面目’，不能为了好看就瞎编。”这种“不美化、不抹黑”的态度，跟董狐写历史“不隐恶、不扬善”的精神一模一样——这也是他被称为“鬼董狐”的核心原因。

其次，他不“夸大”事件。很多志怪作者为了吸引读者，会把小事吹成大事，比如把“狐狸叫”说成“狐妖吃人”，把“打雷”说成“神仙发怒”。但干宝不一样，他写故事的时候，会尽量“还原事实”，不添油加醋。

比如《李寄斩蛇》这个故事，讲的是闽中地区有一条大蛇，每年要吃一个少女，当地官员只能选百姓家的女儿去“献祭”。少女李寄主动报名，带着剑和狗，把大蛇杀死了。这个故事里，干宝没有把李寄写成“超人”，而是写她“先让狗去咬蛇，自己再用剑砍蛇的七寸”，符合“凡人斗蛇”的逻辑；也没有把大蛇写成“能喷火、会飞天”的怪物，只写它“长七八丈，粗十余围，眼睛像灯笼”，是一条“体型很大的普通蛇”。

还有《宋定伯捉鬼》，宋定伯遇到鬼后，不是“一拳把鬼打死”，而是“跟鬼聊天，骗鬼说自己也是鬼，然后趁鬼不注意，把鬼变成羊卖掉”。整个过程充满了“凡人的智慧”，没有一点“超能力”，显得很真实。

干宝说：“我写这些故事，不是为了让读者害怕，而是为了让读者知道，就算遇到鬼神，也不用怕——神仙也有缺点，鬼也有弱点，凡人用智慧就能对付它们。”这种“理性看待鬼神”的态度，在当时是很罕见的，也让《搜神记》超越了一般的“猎奇小说”，成了一部“充满人文关怀的志怪经典”。

最后，他还会在故事后面加“编者按”。就像现在的新闻报道，正文结束后会有“记者点评”，干宝也会在一些故事后面加上自己的看法，比如“此乃‘善恶有报’之验也”“鬼神之事，虽难测，然亦有规律可循”。这些“编者按”不是“封建迷信说教”，而是他对人性、对社会的思考。

比如《张助种李》这个故事，讲的是张助在田里种了一棵李树，后来有人看到李树下有个坑，就说“这是神仙显灵，坑是神仙挖的，用来装酒的”，于是很多人来祭拜，把李树当成“神树”。张助回来后，看到这一幕，笑着说：“这树是我种的，坑是我挖的，哪来的神仙？”然后把树砍了。干宝在故事后面加了一句：“世人多迷信，见异则怪，见怪则拜，何其愚也！”——翻译过来就是：世人太迷信，看到点奇怪的事就觉得是神仙，真是太傻了！

你看，干宝哪里是在写“鬼故事”，他是借“鬼故事”骂“迷信的人”，劝大家“理性看待奇闻异事”。这种“借鬼神说人事”的写法，比单纯写“正能量文章”管用多了——毕竟，没人愿意听大道理，但人人都爱听“鬼故事”。

第六章 影响千年：“鬼董狐”的“遗产”有多香？

干宝活到了60多岁，在东晋那会儿算是“长寿老人”。他去世后，官场上的头衔很快被人忘记，但“鬼董狐”这个雅号，还有他写的《搜神记》，却流传了下来，影响了中国文学一千多年。

首先，他开创了“志怪小说”这个品类。在干宝之前，虽然也有《山海经》《列异传》这些讲“奇闻异事”的书，但《山海经》更像“地理书”，《列异传》更像“故事集”，都没有形成“体系”。而干宝的《搜神记》，第一次把“鬼神故事”系统化、规范化，确立了志怪小说“纪实性、故事性、思想性”的三大特点，相当于给“志怪小说”定了“行业标准”。

后来的文人写志怪小说，都把《搜神记》当成“教科书”。比如南北朝时期的刘义庆写《幽明录》，里面的《刘阮遇仙》就是改编自《搜神记》里的故事；唐代的段成式写《酉阳杂俎》，里面的“鬼故事”风格跟《搜神记》很像；宋代的《太平广记》，收录了几百个来自《搜神记》的故事，相当于给《搜神记》做了“合集出版”。

最有名的是清代的蒲松龄，他写《聊斋志异》的时候，多次提到干宝，说自己“虽才不及干宝，而志继其踪”——意思是：我虽然才华不如干宝，但我的志向是继承他的事业。《聊斋志异》里的很多故事，比如《聂小倩》《画皮》，都能看到《搜神记》的影子：聂小倩是“善良的女鬼”，跟《紫玉》里的紫玉很像；画皮鬼是“伪装成美女的恶鬼”，跟《搜神记》里的“狐妖变美女”异曲同工。

可以说，没有干宝的《搜神记》，就没有后来的《聊斋志异》，也没有中国“志怪小说”的千年传承。干宝就像“志怪小说界的孔子”，开创了一个学派，影响了无数后人。

其次，他的“鬼故事”成了“文化Ip”，被改编成各种作品。从古代的戏曲、话本，到现代的电影、电视剧、动漫，《搜神记》里的故事一直是“热门素材”。

比如《干将莫邪》，被改编成了电影《铸剑》，还被写进了语文课本，成了“必学篇目”；《李寄斩蛇》被改编成了动画片，成了“儿童安全教育片”（告诉小朋友要勇敢、有智慧）；《宋定伯捉鬼》被改编成了小品、相声，成了“搞笑素材”——你现在在网上看到的“人骗鬼”的段子，很多都能追溯到这个故事。

甚至连“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这些习俗，也能在《搜神记》里找到相关的故事（比如《屈原》的故事，虽然《搜神记》里没直接写，但有类似的“忠臣死后显灵”的记载）。可以说，干宝的“鬼故事”已经融入了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成了“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最后，他的“鬼董狐精神”影响了后世的“纪实写作”。干宝写《搜神记》的“严谨、真实、理性”，不仅影响了志怪小说，也影响了后来的“纪实文学”。比如唐代的柳宗元写《捕蛇者说》，用“捕蛇人的真实经历”反映社会问题，跟干宝“借鬼神说人事”的写法很像；现代的“非虚构写作”，强调“真实、客观、有思想”，跟干宝写《搜神记》的理念也不谋而合。

有人说，干宝是“中国第一个非虚构作家”，这话虽然有点夸张，但也有道理——他用“写正史的态度写鬼故事”，用“鬼故事的形式反映现实”，这种“跨界写作”的智慧，放到现在也不过时。

第七章 结语：不止“鬼董狐”，更是“故事的传承者”

现在提起干宝，很多人只知道他是“写鬼故事的”，知道他的雅号“鬼董狐”，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写“鬼故事”的背后，是对“真实”的追求，对“人性”的关注，对“文化”的传承。

他不是“封建迷信的宣扬者”，而是“民间故事的收集者”；他不是“不入流的文人”，而是“跨界写作的先驱”；他的《搜神记》不是“猎奇小说集”，而是“记录东晋社会的‘活化石’”——书里的每一个故事，都反映了东晋人的生活、信仰、价值观：《李寄斩蛇》反映了百姓对“勇敢者”的崇拜，《干将莫邪》反映了百姓对“暴君”的憎恨，《紫玉》反映了百姓对“自由爱情”的向往……

如果干宝活在现在，他可能会是个“爆款Up主”，专门拍“民间故事科普视频”，标题是《东晋人信什么鬼神？看完这个视频你就懂了》；也可能是个“畅销书作家”，写的《搜神记》会被贴上“非虚构悬疑”“文化科普”的标签，销量轻松破百万；还可能是个“文化学者”，在大学里开一门“中国志怪小说研究”的课程，学生挤破头都想选。

但不管活在哪个时代，干宝都不会变——他永远是那个揣着小本本，追着别人问“你有没有见过奇怪的事”的“故事爱好者”，永远是那个“写鬼神比写正史还较真”的“鬼董狐”。

最后，用干宝在《搜神记·序》里的一句话结尾：“幸将来好事之士，录其根体，有以游心寓目而无尤焉。”——希望后来的“故事爱好者”，能记住这些故事的本质，看看这些故事，既能打发时间，又能有所收获。

干宝做到了，他的《搜神记》做到了，他的“鬼董狐”精神，也会一直流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