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虫眼中的历史 第55章 王安石

王安石：北宋“改革显眼包”的硬核人生

第一章 出身：江西老表里的“非主流”少年

要聊王安石，得先从他的“出厂设置”说起。北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江西临川一户官宦人家添了个男娃，爹王益是个小官，走的是“读万卷书、管几里地”的传统路线，妈吴氏是大家闺秀，按说这孩子该养得眉清目秀、温文尔雅——毕竟宋朝文人讲究“峨冠博带、吐气如兰”，连走路都得带点飘。

可王安石偏不。打小就透着股“反精致”的劲儿：别的小孩穿绫罗绸缎，他能把粗布衣裳穿成“丐帮限定款”；别的公子哥练书法要焚香净手，他抱着书能在柴房蹲一下午，脸上沾着灰也浑然不觉。最绝的是吃饭，他妈特意给他做了他爱吃的鹿肉，转头一看，这孩子盯着书，手里抓着馒头蘸着墨汁往嘴里送，还咂嘴说“今天酱味儿挺浓”——后来这事传出去，成了临川文坛的“名场面”，有人说他“书痴”，有人暗戳戳笑他“憨”，王安石倒不在乎：“墨汁没毒，还能省点酱油钱，挺好。”

不过别以为他是个只会啃书的“书呆子”。少年王安石跟着爹走南闯北，从江西到四川，从江苏到广东，见过农民抗旱时跪田埂哭，见过小吏被地主欺负得不敢吭声，见过商船在河里翻了没人救——这些事儿没变成他笔下的“风花雪月”，反倒成了他心里的“问题清单”。有次路过一个旱灾的村子，他跟爹说：“官府要是能提前存点粮食，老百姓就不用逃荒了。”他爹摸着他的头叹气：“你这孩子，想的比当官的还多。”

后来他考科举，更是把“实诚”刻进了dNA。北宋科举讲究“策论”，就是让考生写篇文章谈治国，别人都往“陛下圣明、天下太平”上凑，王安石倒好，直接写“现在的制度像件破衣服，缝缝补补没用，得拆了重织”。考官看了又惊又喜：惊的是这小子敢说大实话，喜的是写得真有道理。本来他能中状元，结果最后一道题里，他写了句“孺子其朋”——这话是周公对成王说的，意思是“你要和大臣做朋友”，可真宗刚去世没多久，仁宗刚继位，考官怕皇上觉得“这小子教皇帝怎么当差，太狂”，就把他改成了第四名。

放榜那天，有人替他可惜，王安石却挠挠头：“中第几不重要，能当官办事就行。”——你看，从少年时起，这哥们就没把“虚名”当回事，满脑子都是“搞事情”。

第二章 地方官：北宋“卷王”的基层历练

中了进士后，王安石被派到扬州当“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听着名字挺长，其实就是个给知府打杂的小官。按宋朝规矩，像他这样的“馆阁储备人才”，干几年基层就能调回京城，坐办公室、混资历，将来前途无量。可王安石偏不，别人上班摸鱼喝茶，他天天往乡下跑。

扬州郊区有片稻田，一到雨季就淹，农民年年哭。王安石蹲在田埂上看了三天，画了张水利图，找知府说：“咱们修个堤，再挖几条渠，既能排涝又能灌溉。”知府觉得“这小官事真多”，但架不住王安石天天催，还自告奋勇带头干——夏天太阳晒，他光着膀子跟农民一起扛石头，皮肤晒脱了层皮，衣服上全是泥，下属劝他“大人注意形象”，他说：“形象能当饭吃？农民能丰收才重要。”

后来他又被调到鄞县（现在的宁波）当知县，这地儿靠海，有盐有鱼，可老百姓还是穷。王安石一调研，发现问题出在“青黄不接”：春天农民没粮种，只能跟地主借高利贷，利息能翻好几倍，秋天收了粮全还了债，还是穷。他一拍大腿：“官府有粮仓啊！春天把粮食借给农民，秋天让他们还点利息就行，比地主便宜多了。”

这就是后来“青苗法”的雏形。可推行的时候难了：老农民不信“官府会好心借钱”，以为是新的摊派；地主恨他断了财路，到处说他“不安好心”。王安石不着急，挨家挨户去说，还找了几个胆大的农民先试，秋天这几户不仅还了粮，还剩了不少。老百姓一看“真靠谱”，都来借粮，那年鄞县的收成翻了一倍——有人问他“你不怕得罪地主吗”，王安石说：“我当官是为了老百姓，又不是为了地主点赞。”

在地方待了十六年，从扬州到鄞县，从舒州到常州，王安石干的全是“吃力不讨好”的事：修水利、办学校、整吏治，别人劝他“别这么卷，京城才是好地方”，他却写了首诗：“莫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不是他不想去京城，是他觉得“没把基层的事儿搞明白，去了京城也干不好”。

直到嘉佑三年（1058年），他被调回京城当“度支判官”，负责管国家财政。别人以为他终于要“开窍”混官场了，结果他一上来就给仁宗皇帝写了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足足一万多字，把宋朝的问题骂了个遍：“军队战斗力差，是因为将领没本事；财政没钱，是因为制度太浪费；老百姓穷，是因为税太多、地主太狠。”最后还说“要改，就得从头到尾改”。

仁宗看了，叹了口气，把奏疏放一边——不是觉得他说得不对，是觉得“这事儿太大，我老了，折腾不动了”。王安石也不气馁，该上班上班，该调研调研，只是偶尔会跟朋友吐槽：“想干点实事，咋就这么难呢？”

第三章 君臣遇合：宋神宗的“改革搭子”上线

仁宗没接王安石的茬，可有人把他记在了心里——这人就是后来的宋神宗赵顼。

神宗当太子的时候，就听说有个叫王安石的官员“特别能干事”，还偷偷读了他写的《言事书》，越读越激动：“这才是我要找的人！”继位的时候，神宗才二十岁，满脑子都是“要让宋朝变强”——毕竟那时候宋朝天天被辽和西夏欺负，每年要送钱送布，连皇帝都觉得“憋屈”。

刚继位没几天，神宗就把王安石叫到宫里，俩人关起门来聊了一整天。神宗问他：“现在国家这么多问题，先从哪儿改起啊？”王安石没绕弯子：“先改财政！没钱啥也干不了。”神宗又问：“会不会有人反对？”王安石一拍桌子：“想干大事，还怕人反对？唐太宗当年搞贞观之治，还不是顶住了一堆压力？”

这话说到神宗心坎里了。要知道，宋朝的大臣们大多喜欢“和稀泥”，比如司马光，就总说“祖宗之法不能变”，神宗早就听烦了。王安石这种“硬核改革派”，简直是他的“理想搭子”。没过多久，神宗就提拔王安石当“参知政事”（副宰相），还专门设了个“制置三司条例司”——相当于现在的“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让王安石牵头搞改革。

消息一出来，朝堂炸了锅。老臣韩琦说：“王安石这小子太激进，会把国家搞乱！”富弼更直接：“我要是再当官，就跟他没完！”连王安石的好朋友司马光，也写了封信劝他：“老安啊，改革悠着点，别太急。”

王安石回了封信，就是着名的《答司马谏议书》，里面说：“咱们俩政见不同，不是因为你错我对，是因为你想守旧，我想革新。现在国家都快没钱了，再不改，等着被欺负吗？”——这封信写得又硬气又有理，司马光看了，叹了口气，知道俩人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其实王安石也不是没顾虑。有天晚上，他跟老婆吴氏聊天，吴氏说：“你现在成了众矢之的，晚上出门都得小心。”王安石摸了摸胡子：“我不怕，只要皇上信我，我就敢干。”吴氏又问：“要是皇上也不信你了呢？”王安石沉默了一会儿，说：“那我就回家种地，至少我尽力了。”

你看，这时候的王安石，像个即将上场的“战士”，手里拿着“改革”的武器，身后有神宗的支持，面前是满朝的反对者——他知道这条路不好走，但他还是想试试。

第四章 变法：北宋“经济达人”的操作与翻车

王安石的变法，核心就俩字：“搞钱”——但不是抢老百姓的钱，是把藏在地主、富商手里的钱，变成国家的钱，同时让老百姓过得好点。他搞了一整套“组合拳”，咱们挑几个有意思的说说。

第一个是“青苗法”，就是他在鄞县玩过的“官府借粮”升级版。每年春天，官府把粮仓里的粮食或现钱借给农民，秋天农民按20%的利息还回来——这利率比地主的50%甚至100%低多了，农民能少受剥削，国家还能赚点钱，本来是双赢的事。

可一到地方推行，就变味了。有些地方官为了“冲业绩”，不管农民要不要，硬逼着借，还把利息偷偷提到30%；有的官把粮食换成陈粮，借给农民的时候是好的，收回来的时候全是坏的。老百姓怨声载道，王安石一开始不信，派了人去查，结果查的人要么被地方官收买，要么怕得罪人，回来都说“挺好的”。直到有个老百姓千里迢迢跑到京城，跪在宫门口告状，王安石才知道“底下人把经念歪了”。

他气得拍桌子，要严惩那些贪官，可神宗说：“现在反对的人太多，要是再抓人，朝堂就乱了。”王安石没办法，只能改章程，加了一堆“监管条款”，可地方官还是阳奉阴违——这就像现在搞“互联网监管”，政策再好，底下人想钻空子，还是能钻。

第二个是“免役法”，原来宋朝老百姓除了交税，还得“服徭役”，比如修桥、铺路、当差，耽误种地。王安石说：“不想服徭役的，交笔‘免役钱’，官府用这钱雇人干活，想服徭役的也能领工资。”这主意本来挺好，尤其是对农民来说，能安心种地了。

可问题又出在“钱”上。地方官把“免役钱”定得太高，连穷人都得交，还额外加了“免役宽剩钱”，说是“留着备用”，其实全进了自己腰包。有个叫韩维的官员跟王安石说：“我老家那边，有农民交不起免役钱，只能卖房子卖地。”王安石不信，亲自去韩维老家调研，一看真的——有个老农拉着他的手哭：“大人，我不是不想交钱，是交了钱就没饭吃了。”

王安石回来后，一宿没睡，改了“免役法”，规定“穷人可以不交钱”，可地方官还是不执行，因为“少收钱就少捞钱”。王安石这时候才明白：“改革不光要改制度，还得改人——可宋朝的官，早就被‘安逸’惯坏了，哪那么好改？”

除了这俩，还有“市易法”（官府管市场，防止商人垄断涨价）、“方田均税法”（重新丈量土地，按实际面积收税，不让地主逃税）、“保甲法”（组织老百姓当兵，提高军队战斗力）——每一条都戳中了既得利益者的痛点：地主恨“方田均税法”，因为逃不了税了；商人恨“市易法”，因为赚不了垄断的钱了；贵族恨“保甲法”，因为得自己出钱养兵了。

这些人联合起来反对王安石，还找了个“理由”：“天旱了，是王安石变法得罪了上天，得罢免他才能下雨。”神宗本来就有点动摇，一看天确实旱了，就找王安石谈话：“老安啊，要不你先歇会儿？”王安石急了：“天旱跟变法有啥关系？要是变法能让上天发怒，那之前那么多年灾荒，难道是祖宗之法得罪了上天？”

可神宗还是没扛住压力，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回江宁（现在的南京）隐居。临走那天，他跟神宗说：“变法不能停，停了就全完了。”神宗点点头，可没了王安石，变法就像没了主心骨，地方官更乱来了。

第五章 复相与罢相：改革“孤勇者”的无奈退场

王安石走了没一年，宋朝的财政又紧张了，辽和西夏还趁机来挑事，神宗急得睡不着觉，又把王安石叫回京城当宰相——这就是“复相”。

王安石回来后，发现情况比他走的时候还糟：他提拔的人，比如吕惠卿，居然跟他对着干，想抢他的位置；地方官把变法搞得一塌糊涂，老百姓怨声载道；司马光等人天天在神宗面前说“变法不行”。王安石想重新整顿，可神宗没以前那么信任他了，每次他提建议，神宗都要犹豫半天。

有次王安石想严惩一个搞坏“青苗法”的地方官，神宗说：“算了吧，这人是韩琦的亲戚，别得罪人。”王安石叹了口气：“皇上，要是怕得罪人，这改革就别搞了。”神宗没说话，王安石知道，他俩的“搭子”关系，已经有了裂痕。

更让王安石心寒的是，他的儿子王雱（pāng）因为跟吕惠卿斗，气出了病，没多久就去世了。王雱是王安石的骄傲，从小就聪明，还帮他改变法章程，儿子一死，王安石像丢了半条命，天天坐在家里发呆，连班都不想上。

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又一次提出“罢相”，这次神宗没挽留，同意了。王安石收拾东西回江宁，临走前，他站在宫门口，回头看了一眼皇宫，心里五味杂陈——他干了五年变法，想让宋朝变强，想让老百姓过好，可最后落得个“众叛亲离、儿子去世”的下场，到底值不值？

回江宁后，王安石买了个小院子，叫“半山园”，天天种点花、写点诗，再也不谈变法的事。有人问他“后悔吗”，他说：“不后悔，我做的是对的，只是运气不好。”——其实他心里清楚，不是运气不好，是宋朝的“病”太重了，他开的“药方”虽然对，但病人不愿意喝，还把药碗砸了。

有次苏轼路过江宁，特意去看他。苏轼之前也反对变法，被贬到黄州，俩人本来是“政敌”，可见面后，居然聊得很投机。苏轼说：“你当年的变法，有些地方确实太急了。”王安石说：“我知道，可我要是不急，等宋朝更弱了，就没机会了。”苏轼又问：“那你现在恨那些反对你的人吗？”王安石笑了：“恨啥？大家都是为了国家，只是想法不一样罢了。”

那天俩人聊到天黑，苏轼走的时候，王安石送他到门口，说：“以后常来，我这儿有好酒。”——你看，不管是改革的“战友”还是“对手”，到最后，都成了懂彼此的“老朋友”。

第六章 晚年：北宋“佛系隐士”的烟火生活

王安石晚年的生活，跟他当官的时候完全是两个样。以前他是“卷王”，天天忙得脚不沾地，现在他是“佛系隐士”，日子过得慢悠悠的。

他在半山园种了不少树，有松有竹，还有他最喜欢的梅花。每天早上，他起来先浇花，然后坐在院子里读会儿书，中午吃点简单的饭菜——还是老习惯，不讲究，有啥吃啥。下午要么跟邻居下棋，要么去附近的山上散步，遇到农民就聊聊天，问问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有次他去山上散步，忘了带钱，想买个梨吃，老农认出他是“前宰相”，说：“大人，梨您拿着吃，不要钱。”王安石非要给，老农没办法，收了他一个铜板。后来王安石每次去，都提前带点钱，或者带点自己种的菜，跟老农换东西——他从不把自己当“大官”，只把自己当“半山园的老王”。

他还爱写诗，晚年写的诗特别“接地气”，比如“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没有大道理，全是身边的小事，读着让人觉得舒服。还有那首《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有人说这是他写自己，不管别人怎么说，自己坚持的事，就像梅花一样，再冷也会开花。

不过他也有“不佛系”的时候。有次朝廷派人来江宁，说要把“免役法”给废了，王安石听说后，气得几天没吃饭，跟人说：“免役法是好事，废了老百姓又要受苦了！”可他已经不是宰相了，只能干着急，最后只能叹口气：“我老了，管不了了。”

元佑元年（1086年），王安石得了重病，躺在床上，连眼睛都快睁不开了。这时候有人告诉他：“司马光当了宰相，把你当年的变法全废了。”王安石听了，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可没说出来，只是掉了滴眼泪。

没过多久，王安石就去世了，享年六十六岁。消息传到京城，神宗（这时候神宗已经去世了，是哲宗继位）追赠他为“太傅”，司马光虽然反对他的变法，却也说：“王安石这个人，虽然固执，但人品没问题，是个忠臣。”

结语：一个“不完美”却很可爱的改革者

聊完王安石的一生，你会发现，他不是个“完美的圣人”——他固执，听不进不同意见；他急功近利，变法的时候没考虑到地方的实际情况；他甚至有点“邋遢”，不爱收拾自己。

可他也是个“可爱的理想主义者”——他当官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名，是为了“让老百姓过好点，让国家变强点”；他明知改革会得罪人，会让自己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可还是敢干；他就算晚年隐居，还是关心老百姓的死活，还是觉得自己的变法“没做错”。

宋朝有很多文人，比如苏轼，会写词会画画，活得潇洒；比如司马光，会编《资治通鉴》，活得稳重；可王安石不一样，他像个“愣头青”，一头扎进“改革”的泥潭里，不管不顾地往前冲，就算摔得满身是泥，也不回头。

现在有人说他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有人说他“把宋朝搞垮了”，可不管怎么说，王安石的一生，都在“做自己认为对的事”——这就够了。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敢坚持理想、敢干实事的人，永远值得我们尊敬。

就像他自己写的诗：“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王安石的一生，没有“至”，没有让宋朝变得像他想的那么强，可他“尽吾志”了，所以他无悔，我们也该为他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