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过日子,总有那么一两年,感觉像是被老天爷给忘了。干啥啥不顺,碰啥啥倒霉,一年的光景,眨巴眨巴眼就过去了,回头一看,满地鸡毛,一事无成,就剩下唉声叹气的份儿。
企业更是这样,顺风顺水的时候,觉得一年一晃就过,收获满满;可要是走了背字,那一年,过得叫一个漫长,叫一个煎熬,每一天都像是在烂泥潭里拔脚,好不容易熬到年底,回头一算账,恨不能把这一年直接从日历上撕掉。
SUDU的2020年,就是这么一个让人想彻底遗忘的年份。
开年那股子摧枯拉朽的打击过后,剩下的大半年时间,公司基本上就处在一种“植物人”状态。说它死了吧,心跳还有——我们这十几个核心骨干的工资好歹还发着(虽然都降了薪),办公室的租金勉强交着,公司的法律主体还在。说它活着吧,跟死了也差不多——主营业务基本停摆,没有新订单,没有大规模生产,仓库里那点积压的库存,像嫁不出去的老姑娘,打折处理都费劲。每天到公司,最大的工作就是“维稳”:维护老客户关系(虽然没啥生意可做),安抚剩下的代理情绪,盯着那点可怜的现金流,生怕它断了气。
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像你养了一盆特名贵的花,平时精心伺候,长得枝繁叶茂,突然一场冰雹,把叶子全打烂了,就剩一根光秃秃的主干还杵在那儿。你明知道它一时半会儿缓不过来,但又不忍心扔掉,只能每天给它浇点水, 放在角落里,盼着它哪天能憋出个新芽来。我们那大半年的状态,就是守着SUDU这根“主干”,每天浇点“水”(基本运营),眼巴巴地等着“天气”放晴。
团队的气氛,也从最初的恐慌、焦虑,慢慢变成了一种麻木的沉寂。刚开始疫情时,大家还在群里激烈讨论,出谋划策。到后来,群里越来越安静,除了必要的工作沟通,没人闲聊了。每个人脸上都写着两个字:迷茫。不知道路在何方,也不知道这种日子还要熬多久。云飞偶尔还会为供应链的一点小进展兴奋一下,但很快又被新的中断消息打回原形;刘春宇试着搞了几次线上清库存活动,效果聊胜于无;吴永浪的内容团队,没了新品,也只能发些不痛不痒的穿搭技巧,阅读量惨淡。
时间就这么浑浑噩噩地溜走,转眼就到了年底。杭州的冬天,阴冷潮湿,像极了公司当时的气氛。
年终盘点那天,是我最不愿意面对,又不得不面对的时刻。南希把最终的财务报表放在我桌上,我没敢立刻看。先泡了杯浓茶,稳了稳神,才深吸一口气,翻开了它。
尽管有心理准备,但看到那几个触目惊心的数字时,我的心还是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紧了:
年度营收:同比暴跌85%。曲线图不是下跌,是断崖式的坠落。
净利润:巨额亏损。把过去好几年的利润总和都亏进去了。
现金流:仅能维持未来两个月的基本运营,岌岌可危。
员工数量:从高峰期的百来人,缩减至12人。名单短得让人心酸。
这已经不能用“惨淡”来形容了,这简直就是一场“屠杀”。十年积累,一年败光。那种感觉,不像被人打了一拳,疼一下就过去了;而像是得了场慢性消耗病,看着自己的身体一点点被掏空,却无能为力。
按照往年的惯例,年底要开年终总结大会,热闹非凡,颁奖、抽奖、展望未来。今年,会还是得开,但内容全变了。会场就在我们那个退租后显得空荡荡的办公室里,没拉横幅,没摆鲜花,就我们十二个人,搬了椅子,围坐成一圈。气氛凝重得能拧出水来。
我站起来,手里没拿稿子,看着眼前这11张熟悉又疲惫的面孔——云飞、林夕、刘春宇、吴永浪、钟旭、南希、周红梅、**,还有美芬、小茹、国浩,都是一直跟着我的老员工、老兄弟。他们都是公司的“骨头”,最硬的那部分。
我清了清嗓子,声音有点沙哑,开口第一句就是:
“兄弟们,姐妹们,今年……咱们的年终总结,很简单。”我顿了顿,环视每一个人,“就两个字:失败。”
下面一片寂静,大家都低着头,没人看我。
“是的,不用回避,我们今年打了一场彻头彻尾的败仗。”我继续说,语气平静,但带着沉重,“亏了多少钱,裁了多少人,退了多少租,数据大家都看到了。这是我们SUDU成立十年来,最黑暗的一年,差点就没了的一年。”
我走到旁边一块小白板前,拿起笔,在上面画了一条陡峭向下的曲线,在2020年那里,点了一个大大的、醒目的红点。
“这是我们公司的增长曲线,在这里,摔了个大跟头,鼻青脸肿。” 我指着那个红点,“原因,大家都知道,是天灾,是疫情。但咱们也不能全怪天气,还是咱们自己不够结实,经不起这么大的风浪。”
话锋一转,我用力在那个红点下面,画了一条短短的、水平的线: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