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源居内,泉流潺潺,谢珩正于案前批阅冥府文书,处理着忘川运转的诸多细务。窗外彼岸花影摇曳,室内一片静谧。忽而,一阵略显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这份宁静,只见一个身着月白僧袍、眉目清秀的少年和尚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正是化形为少年模样、认为如此可“减少烦恼”的佛印。
“使君!使君!不好了!”佛印脸上带着几分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促狭,又夹杂着一丝真切的焦急,“介甫先生和子瞻在饕餮居那边吵起来啦!眼看就要从文争变成‘全武行’了,欧阳永叔先生也在,但看样子……嘿嘿,您快去看看吧!”
谢珩闻言,搁下手中的朱笔,眉头微蹙。苏轼与王安石,这两位北宋的文豪与改革家,在忘川重逢,他就料到可能会有理念上的碰撞,却不想来得如此之快,还闹到了需要人调解的地步。他起身,对佛印道:“有劳大师前来告知,我这便过去。”
身形一动,谢珩已化作一道幽光,瞬息间便来到了饕餮居门外。尚未入内,便已听到里面传来争执之声,并非市井泼妇般的叫骂,而是引经据典、语调激昂的辩论,带着文人间特有的火药味。
步入店内,只见堂内中央,苏轼与王安石正相对而立。苏轼面庞因激动而微微泛红,宽大的青衫袖袍随着他的话语挥动;王安石则脸色更显黝黑,眉头紧锁成川字,眼神锐利如刀,身姿挺拔僵硬,带着不容置疑的固执。
而在这两人之间,欧阳修却是一副气定神闲的模样。他手中端着一盏热气袅袅的清茶,脸上甚至还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仿佛看透世事纷扰的淡然笑意,就那么闲闲地站着,并未强行拉开二人,却无形中成了阻隔在激烈气流中的一道缓冲屏障。
“子瞻,介甫,二位贤契,且慢动怒,饮茶,饮茶。”欧阳修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奇异的安抚力量,他将手中的茶盏微微向前递了递,仿佛眼前不是一场争执,而是一场寻常的学问探讨。
谢珩走上前,先对欧阳修微微颔首,随即目光扫过苏轼与王安石,声音平和却带着使君的威严:“子瞻先生,介甫先生,何事在此争执?忘川清静之地,还望二位暂且息怒。”
苏轼见到谢珩,像是找到了评理之人,立刻转向他,语气激动地说道:“使君来得正好!我方才与佛印、永叔老师在此品茗,谈及史鉴得失,不过随口提及司马君实(司马光字)编纂《资治通鉴》,呕心沥血,成此煌煌巨着,堪为后世圭臬。谁知……”他指向王安石,“介甫先生便骤然变色,直言司马君实乃‘泥古不化之辈’,其《通鉴》只知守成,不知变通,若依其道,国势只会积重难返!我不过辩说君实公乃君子,持身正,着史严,纵然政见不同,其品其学亦当受敬重。介甫先生便斥我……斥我……”苏轼显然气得不轻,后面的话一时噎住。
王安石冷哼一声,接口道,声音沉硬如铁:“便斥你苏轼只知逞口舌之快,不明实务之艰!司马光?哼!当年在朝,他便处处与我新法作对,凡我所倡,无论青苗、募役、保甲,他必言祖宗之法不可变!言必称三代,行必依古礼!岂不知世易时移,法度焉有一成不变之理?他编纂《资治通鉴》,通篇皆是权谋术数、治乱兴替,却鲜有开创进取、富国强兵之良策!此等人物,其学愈精,其害愈深!我言其‘泥古不化’,有何不妥?”他目光灼灼地盯着苏轼,“你苏轼当年亦曾非议新法,如今在此地,莫非还要重提旧事,为他司马光张目不成?”
原来症结在此!谢珩心中了然。司马光与王安石,乃是北宋政坛上势同水火的对手。王安石力行新法,欲图富国强兵;司马光则作为旧党领袖,坚决反对,认为新法“与民争利”,扰乱了社会秩序。两人政见截然相反,斗争激烈。而苏轼,其政治立场较为复杂,早期也曾上书反对新法的一些激进措施,因此被归为旧党一系,遭受过“乌台诗案”的打击,但与司马光的纯粹守旧又有所不同,他更注重实际效果与民生疾苦。欧阳修则算是前辈,曾提携过王安石,也是苏轼的恩师,但其晚年对王安石激进的变法也有所保留。这四人的关系,可谓错综复杂。
苏轼被王安石一番抢白,更是气结:“我何曾为他张目!我只是就事论事!司马君实人品高洁,学识渊博,此乃公论!岂能因政见不合,便全盘否定其人与学问?介甫先生推行新法,其心或可嘉,然其法岂能尽善?青苗法推行之下,多少胥吏借此盘剥百姓?此亦非我苏轼一人之言!”他提及了当年反对新法时的重要理由。
“哼!法之不行,乃吏治不清,非法之本意!若因噎废食,天下何事可为?”王安石寸步不让。
眼见两人又要争辩起来,欧阳修终于再次开口,他慢悠悠地品了一口茶,目光在两位弟子(广义上,王安石亦曾受他提携)脸上扫过,笑道:“子瞻,介甫,你二人啊……一个如烈火,一个如迅雷,碰到一起,便是这般景象。”他语气带着长辈的调侃与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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