棒梗自从上次想要家里弄个临时工的事情黄了之后,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主心骨。以前虽然去街上“趴活”,好歹还存着点念想。现在连这点念想也破灭了,他去街头的积极性更是大打折扣,去一天能歇上三天。渐渐地,他跟一群同样没工作、无所事事的返城知青混在了一起,成了胡同这一片有名的“街溜子”。几个人凑在一块儿,要么蹲在墙根底下晒太阳、吹牛侃大山,要么就去便宜的小酒馆喝点劣质散酒,做一天零工挣点钱,够几天吃喝就歇着,日子过得浑浑噩噩,眼里没了光。
秦淮茹看着儿子这样,心里跟刀绞似的。棒梗都二十六了,在当时的农村,这年纪孩子都能打酱油了,可在城里,没个正经工作,连个说媒的人都难找。她厚着脸皮,提着自己都舍不得吃的几个鸡蛋,去找过附近几个有名的媒婆。可人家一听棒梗是农村户口,还没个固定工作,脑袋都摇得像拨浪鼓:“秦嫂子,不是我不帮忙,这没户口没工作的,哪个城里姑娘肯嫁呀?嫁过来喝西北风啊?您还是先想办法把孩子的户口和工作落实了再说吧!” 几句话把秦淮茹噎得满脸通红,心里又酸又苦。
这天,贾东旭和秦淮茹拖着疲惫的身子下班回到四合院。刚进胡同口,就看见三大爷家的闺女阎解娣,自从顶替三大爷成为老师后。每天都是穿着一身干净利落的的列宁服,骑着三大爷那辆擦得锃亮的自行车,“叮铃铃”清脆地按着铃,意气风发地从学校下班回来了。那神采飞扬的样子,跟自家那个整天蔫头耷脑、蹲在墙根的儿子形成了鲜明对比。
贾东旭看着阎解娣的背影消失在月亮门后,又回头想想自己家的几个孩子,重重地叹了口气。秦淮茹心里也不是滋味,一家人闷头进了院子。
四合院里各家烟囱都冒着或浓或淡的煤烟,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煤烟味和冬天特有的清冷。贾家的窗户纸有几处破了洞,用旧报纸糊着,风一吹就“呼啦啦”作响,像个苟延残喘的病人。屋里比外面暖和不了太多,全靠墙角那个小煤炉和连着炕的灶台散着点可怜的热气,炉火半死不活,映得墙上的影子摇摇晃晃。
贾东旭和秦淮茹拖着沉重的步子进了屋,带进一股寒气。贾东旭穿着洗得发白、油渍斑驳的蓝色咔叽布工装棉袄,肩膀上打着深灰色的补丁,手里拎着个饭盒。秦淮茹裹着件半旧的碎花棉袄,围巾捂得严严实实。两人脸上都带着一天劳作后的深深疲惫,眼袋浮肿,嘴唇干裂。秦淮茹尤其显得憔悴,眼角的皱纹似乎更深了。
小当正弓着腰,用一块洗得发硬、看不出颜色的旧抹布,使劲擦拭着那张掉漆严重、一条腿还用砖头垫着的八仙桌桌面。桌上放着一个豁了口的粗瓷碗,里面是几个早上剩下的窝窝头,硬邦邦像石头。她听见门响,抬眼飞快地瞥了下父母,又迅速低下头,手上擦得更用力了,仿佛要把所有的憋屈、不满都擦进那斑驳的木头缝里去,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贾东旭把沉重的饭盒“咚”的一声放在桌子上,拖过一张木凳坐下,发出“吱呀”一声呻吟。从工装内兜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经济”烟盒,抖出里面最后一根烟,又从另一个口袋摸出半盒火柴,“嚓”地划着,橘黄色的火苗短暂照亮了他愁苦的脸。劣质烟草辛辣呛人的气味立刻在屋子里弥漫开来。他狠狠吸了一大口,烟雾从鼻孔和嘴里喷出,眉头拧成了一个解不开的死疙瘩,脸上的皱纹在昏黄的灯泡下显得沟壑纵横。
“淮茹,”贾东旭的声音带着浓重的烟嗓和化不开的疲惫,闷闷地响起,“棒梗的事……真不能再这么耗下去了。眼瞅着,人就跟那墙根的烂白菜帮子似的,一天蔫过一天。当务之急,豁出老脸也得想辙儿,把他那农村户口弄进城来。不然,顶替我这事儿,想都甭想,厂子大门他都摸不着。”
他又用力嘬了一口烟,烟头在昏暗里猛地亮了一下,映着他紧锁的眉头:“今儿在厂里澡堂里,听劳资科那帮碎嘴子唠嗑,说现在政策收得死紧。除了窑里挖煤的、矿底下钻洞那些……苦得能把人榨出油来的活儿,一般的厂子,子女顶班,没城市户口?门儿都没有!棒梗他那户口本上,白纸黑字写的是‘农业户’,连顶岗的资格都没有!” 他烦躁地用粗糙的手指碾着烟头,仿佛那是棒梗不争气的命运。
秦淮茹刚套上那条洗得发白、打着补丁的蓝色粗布围裙,闻言身体一僵,手里的动作完全停了。脸上瞬间布满了愁云,眉头紧蹙,嘴唇无意识地抿着:“唉,昨儿个在院里公用水管子那儿打水,听王秀兰婶子她们也念叨这事呢。你说这‘农转非’,听着就金贵,办起来……得有多折腾人啊?打听过没,得使多大劲?得……得花多少这个啊?”她下意识地、紧张地用粗糙的手指摸了摸自己棉袄内侧缝着的暗兜,那里面贴身装着刚发下来、还带着她体温的十八块五毛钱工资,感觉像揣着块烧红的烙铁。那点钱,是一家好几口下个月的口粮钱、煤火钱……每一分都得掰成八瓣花,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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